战后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的佛教教育

　　一扫50年代初佛教教育冷清气氛，1956年2月中国佛教协会一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制定了中国佛学院章程，组建了院务委员会。同年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该院在创办之初，就在办学宗旨、教学研究、行政管理上，把继承传统、适应当代、开拓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佛协副会长喜饶嘉措任首任院长，太虚弟子法尊继任院长，还几乎集中了全国佛教师资。学员素质也相当齐整，学修一体，管理严格。

　　从1956——1966年的十年，先后开办了专修科、本科、研究班、短训班、藏语系专科等不同层次的班级共六个班，累计毕业、结业的学员五届410人。这些毕业生大都成为各地佛教骨干，基本上构成了当代大陆佛教的中坚。可惜的是这批骨干人员经过浩劫的煎熬与恢复时的苦干，至90年代也已垂垂老矣，像江苏佛协秘书长、苏州西园戒幢律寺住持释安上等已圆寂。

　　1966——1979年，中国佛学院与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一场浩劫，院址法源寺遭到严重的毁坏，院长喜饶嘉措大师、副院长兼教务长周叔迦居士被迫害致死，任职执教的法师、学者、居士遭到批斗，离校‘改造’，学院陷于瘫痪解散的状态”。全国佛教教育可想而知。但只要人还在，中国佛教种子还在，一旦春风吹拂，漫山遍野又会披上绿装。由于中国佛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佛学院，而且由法尊法师实际主持，所以它尽管一度濒临险境，但其存在与恢复本身，就既继承了太虚创立的特别是汉藏教理院的佛教教育传统，又为大陆后续恢复和新建的佛学院开创了范例，积累了经验。

　　台湾自光复后，佛教教育也一度面临严重困难。

　　在日本殖民地统治时期，台湾本地的高等佛教教育几乎不存在。僧俗欲深造不是至日本留学，便是偷偷到大陆。

　　1948年，曾受戒于福建鼓山涌泉寺的中坜圆光寺妙果法师打算创办台湾自己的佛学院，开创佛教高等教育，因此定名“台湾佛学院”。

　　鉴于师资缺乏与经验不足等原因，他邀请太虚高足慈航法师（1895——1954）由新加坡来到台湾具体主持并任教。

　　慈航提出“为国家计，为民族计，故有创办‘台湾佛学院’之举”的办学宗旨，还明确指出这是针对台湾佛教曾被日本利用的“不白之冤”而着手的“亡羊补牢”之举。同时，公布的“台湾佛学院简章”规定：组织方面采用董事会制，院长由董事会聘任；经费由董事会劝募；学僧名额为四十名，必要时可招收旁听生；肄业期限暂定三年；课程分为佛学、国文、英文、常识四科。除此之外，慈航还亲自带领学僧按大陆佛事规矩早晚共修。

　　后由于大陆来台要求就学的僧青年不断增加，名额超过，难以安置，慈航与圆光寺方产生了分歧，以致寺方不请其他教员，没有替学生买过教科书。慈航本人不但未支领分文薪水，还用他南洋弟子的供养为学生买书、笔墨、纸簿，以至供给部份零用钱。他个人在承担全部教务、讲课与作业批改之外，还得为安置大陆新来的学僧奔走，先后搞了基隆灵泉寺佛学部、苗栗开善寺狮山佛学院两个附属点。

　　其处境本已艰难，圆光寺方却仍在六个月后宣布佛学院停办，灵泉寺佛学部也以经费不敷而被迫解散。雪上加霜的是台湾当局，竟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慈航等逮捕下狱。

　　然而公道自在人心，慈航的办学热忱曾经感动了许多学僧，连一些师执辈的法师也来投靠。他与一批僧人入狱后，各界致力营救，尤仗李子宽、张清扬等奔走。

　　1949年夏秋间，他终于出狱，被接至汐止静修院，获当家达心尼师等支持与前学员慈观等竭力拥戴保护，几经周折，于1951年办起了有名的弥勒内院，初步实现了他办 台湾佛学院的原先构想。

　　台湾佛学院及其附点与弥勒内院，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培养了大批优秀僧青年，对六、七十年代台湾佛教教育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尽管慈航在1954年即圆寂，但他的过渡性使命已圆满完成。释印顺说，他“虽居处靡常，资用窘乏，而于大陆僧青年之来台者，摄受而教育之；百折不回，为教之心弥坚。此慈老之不可及，而大有造于台湾佛教者，功德固不可量也。”

　　香港佛教办社会教育较早，自1931——1949年曾办五所。其中，包括耀山与中华两所正规学校。僧教育则以台宗倓虚法师（1875——1963）于1950年在香港弘法精舍创办的华南佛学院为起点。

　　倓虚也是二十世纪数得上的佛教教育家，他一生主持与创办佛教学校达十多所。其中，僧校九所，最有名的是青岛湛山佛教学校。他的教育理念很有特色：

　　（一）建寺为办学。

　　（二）多层次的培养僧才，尽可能让有志求学的人都有学习机会。学校一般都分设预、正、专、研究四科。其中，预科仅相当小学。这样可根据学员原有文化程度施教，不致像武院初期那样造成混乱。

　　（三）有重点也有自由。湛山一系的学校重点选修天台三大部、五小部的学员特多，但倓虚对自愿学习其他宗派教理者也予以鼓励。学员多自愿组成学社，教学与自学结合，每周集中活动三次，交流心得，互相讨论。

　　1948年4月，倓虚至港，与香港佛教界人士议定创建华南佛学院。学校护法董事会由王学仁等五位居士组成，负责借出院址与承担经费。

　　1950年该校正式开学，倓虚任院长兼主讲，释定西、浆果也在校任教。学僧多为由东北与上海来港的僧青年，共廿一人。课程仿湛山佛校，前后两期变动不大。

　　当时香港经济还很困难，华南佛学院的经费也很紧张，学僧必须于课后种菜砍柴，以节省开支。一年后，董事会仍感经费负担过重，学僧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二小时的课程也难维持，于是改为半天织袜，半天读书。尽管如此，因当时香港经济拮据，物质短缺，佛学院仍然危在旦夕。就在这时，北方僧青年还源源不断来投考，学校不得不谢绝。最后佛学院师生获吴蕴斋等香港佛教四众热心人的协助，议定每年启建水陆法会一次募集经费，继续办学。

　　1952年第一届学僧结业。倓虚可能对如此筹资办学不满，要求辞职，但在董事会极力挽留下不得不留任，并招收了第二届学僧二十余人。1954年3月，第二届学僧结业。这时香港经济已恢复，办学经费也不再成大问题，可是生源却不行了。倓虚再次要求辞职，佛学院停办。

　　华南佛学院尽管停办，但它也可说完成了使命：

　　一是培养了释乐渡、宝灯、畅怀、智开、性空、诚祥、智海、圆智、智梵等僧才，他们当中有的成为60——80年代香港佛教的骨干，有的往美国、加拿大弘法，都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二是为香港僧教育打下了基础。继此，如60年代初太虚弟子敏智在屯门蓝地妙法寺创办了内明书院。70年代后期，倓虚弟子释永惺在荃湾西方寺设立了僧伽培训班。

　　大陆自80年代始，香港、台湾在60年代，佛教教育的蓬勃发展新时期来临了。来得早晚主要系于社会转型的迟速。自1987年起，台湾教育当局不允许办私立高校政策的改变，使台湾省佛教兴学掀起了又一轮热潮。

　　1980年初，为了重振全国佛教事业，中国佛教协会及时采取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恢复中国佛学院。同年9月，由赵朴初亲自主持，中国佛学院正式复课。

　　从那以后至1996年，中国佛教协会先后召开两次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协调全国佛教教育事业恢复发展与中国佛学院的建设；发起设立了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中国佛学院兴建了教学大楼，开办了预科、本科和研究生班。其中，本科佛学课程设有佛教史、中观、唯识、禅宗、天台、贤首、净土、楞严经等，文化课有古典文学、历史学、中外哲学、外语等。中国佛学院成为汉语系佛教的最高学府。此期间毕业学僧共238人，还先后选送优秀毕业生十八人分别至日本、斯里兰卡、缅甸、英国等地高等院校和佛学研究机构深造进修。有几位取得了硕士学位，还有几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不少毕业学僧已迅速填补了青黄不接的断层，成为全国与地方佛教协会、佛教文化教育机构、名山大寺的领导骨干。

　　北京中国佛学院本部刚恢复，经赵朴初提议，江苏佛教协会大力推进，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栖霞山分院又相继在苏州、南京成立。这两个分院除了在教育业务上接受北京本部指导外，在经费来源、教学行政管理等方面依托苏州灵岩山寺与南京栖霞山寺，具有相对独立性。至1996年，这两个分院也已培养了毕业学僧五百余人。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全国各省市佛教协会与名山大寺又恢复与创办了不少佛学院，如厦门南普陀寺恢复了具有太虚办学优良传统的闽南佛学院，湖北武汉市佛协恢复了武昌佛学院，上海市佛协创办了上海佛学院，安徽九华山佛协重建了九华山佛学院，山西五台山佛协创办了五台山佛学院、浙江普陀山佛协重建了普陀山佛学院，广东潮州开元寺恢复了岭东佛学院，乳源云门寺创办云门佛学院，福建省佛协创办了福建佛学院，四川省佛协创办了四川省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重庆市佛协创办了重庆佛学院，江西省佛协创办了江西佛学院，黑龙江创办了依兰尼众佛学院等等，这些都是中等佛学院校，还有一些佛学院正在试办或筹办之中。九华山、云门佛学院还举办了寺院执事进修班。各地佛协与寺院举办的僧伽短训班、佛教培训班等更是不计其数。此外还为社会教育、“希望工程”、贫困学生捐献了大量钱物。

　　新时期大陆藏语系佛教院校创办较早、学员人数最多的要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喇荣寺五明佛学院。该院由藏传佛教宁玛派僧人晋美彭措于1980年7月创立，当时学员有卅二人，仅他一人任教。后规模逐渐扩大，教师增加至五十余人，学员激增至二千余人。教学设施从无到有，教学行政管理也日趋完善。其课程设置也较有特色，分显教、密教和共同文化三部份。显教中分戒律、因明、俱舍、中观、般若五个班；密教分修行、讲论、窍诀三个班；共同文化分声明、医方明、英语、历史及汉僧显密班等。不仅有来自藏传佛教流行地区的学员，而且吸引了全国各地乃至美国、新加坡、印尼等国的学员。学制一般六年，特殊毕业证书须十二年才能授予。

　　1987年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北京西黄寺成立，系以藏传佛教为特色，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高规格、多层次的综合院校。各地藏语系院校还有西藏佛学院、青海佛学院、甘肃佛学院等。如果了解20年代以太虚弟子大勇为代表的汉地僧人入藏学法的艰难，便可知这些院校不但培养了藏传佛教的高级人才，而且对沟通汉藏佛教有特殊的贡献。

　　大陆佛教教育特别是僧伽教育恢复与发展的速度惊人，高、中、初三级既互相衔接又各有侧重的三大语系佛教教育体系已初步形成。由于中国佛协的统筹，各地佛学院之间的协调配套合作比台湾稍好些，但由于发展快，存在问题仍很多。从宏观看，如王雷泉所言：在办学形式上，各自为政，遍地开花的“小而不全”式佛学院，浪费了本已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片面仿效世俗学校之学制和师生职衔待遇，非僧非俗，学修一体化和管理丛林化得不到制度上的保证。在教育对象上，限于僧伽，忽略了居士教育与佛教团体工作人员、佛教实业工作人员的岗位培训教育。在大陆佛教人才和智力成果外流的同时，却不敢大量引进海外佛学研究先进成果和教学人才为我所用。从具体教学环节看（除五明佛学院外），课程设置各自特色不够鲜明。教材建设虽经1992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汉语系佛教教育座谈会强调与部署，但仍收效甚微。师资力量随着老一辈僧俗退离教育第一线显得愈加薄弱，利用社会人才虽不失为有效途径，但不少佛学院领导对此心存疑虑。许多佛学院对佛学研究与教育的相互促进作用认识不足。不少地区佛协互相攀比，宁愿出钱出力大规模造像建寺也不愿增加对作为根本的教育投入等。这许多问题亟待引起重视与解决。

　　在台湾，弥勒内院一枝独秀很快引来了百花齐放。僧伽教育首先获得发展，迄80年代，继承释圆瑛的办学传统，白圣法师创办了中国佛教三藏学院、中国佛学研究院、戒光佛学院。继承太虚办学传统的则有福严佛学院、太虚佛学院、佛光山佛教大学（中国佛教研究院）等。圆光佛学院的规模也较大。专科有释南亭等创办的华严专宗学院、释煮云创办的净土专宗学院。专门培训女众的有佛光山台北女子佛学院、香光尼众佛学院、千佛山女子佛学院。

　　至1996年底，以培养僧才为主的佛学院与佛教讲堂不下四十余所，遍布台岛南北。

　　为了适应台岛社会转型、经济起飞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台湾教育当局在六、七十年代优先发展中专与职业学校。趁此机会，佛教界也先后办了智光高级工商职业学校、能仁高级家商职业学校等。至于佛教界办的幼稚园、小学、中学更是难以尽举。台湾佛教界大规模举办面向社会的高等教育则得益于“解严”后的社会环境，台湾教育当局首先开放了医学、工学，然后是艺术、管理等，最后开放人文、社会学科。

　　依此顺序，1989年释晓云创办了华梵工学院，同年释证严创办了慈济护士专科学校。1993年华梵工学院更名为华梵人文科技学院，提出“以人文为体，发挥科技大用”的理念与“科技与人文融会，慈悲与智慧相生”的教育方针。至1995年已有工业管理、机械工程、电子工程、建筑、工业设计、中文、外语七系，东方人文思想、机电工程两个研究所。

　　1994年慈济医学院创校，设有医学系、医事技术学系、公共卫生学系和护理学研究所。课程以生命科学及医疗知识为主，兼顾人文、社会学科与艺术类，通识教育课程摒弃传统的全年单一课程模式，采用每学期分段式多单元教学规划，涵盖十六项怡情养性的单元科目。慈济以公费与建立慈诚懿德会为其特色。尤其是后者为每十个学生安排一位慈诚师兄与两位懿德母姐，帮助学生克服心理、情绪上的困扰。总之，办求各方面都体现出“尊重生命”和传承佛教“慈悲喜舍”精神。正因如此，慈济扩大为学院不到两年，其医学系在台湾联合招生中，已进入前十名。 

　　华梵与慈济两院都有宏伟的近期发展与远景规划。

　　与此同时，释了中创办的玄奘人文社会学院、释星云创办的佛光大学、释圣严创办的法鼓人文社会学院均已发展为综合性大学，规模庞大。

　　无疑，台湾佛教已打破了历史形成的基督教、天主教团享有办高等教育特权的局面，前景喜人。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担忧。蓝吉富认为，台湾佛教没有像日本佛教那样的组织严密的宗派作学校的后盾，大规模办学需考虑长期的经费来源。江灿腾指出，暂时应整合力量和资源，以佛学研究所为主，培养佛学瞭望台型的学术人才。尤其是除慈济外，各校都重在人文社会学科，是否会造成信众资源的重叠与佛教界力量的浪费？

　　香港佛教以办社会教育为其特色。

　　香港佛教联合会于1959年主办的第一所中学是佛教黄凤翎纪念中学，开了以捐资者的名字命名、由佛教界主办的风气。

　　60年代由佛教界主办的中小学逐渐增多，如道慈佛社建立了九龙学校，佛联会创立了菩提学校，香海莲社创立了念慈学校，佛教文化艺术协会创立了慧泉小学，佛教大光园所办的大光小学扩展为大光中学，正觉莲社建立了正觉学校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佛教界努力下，“佛学科”于1960年被列入中学会考课程，香港经纬书院于1963年首设佛学系。

　　此外，大屿山慈兴寺曾于1965年兴办了天台佛学院，可惜为时未久。

　　70年代至90年代，香港佛教教育迅猛发展。1971年香港能仁书院成立，这是现存唯一的佛教界办的大专，设有文学、哲学、商学、佛学等系与哲学、中国文学两个研究所。据高永霄〈香港佛教发展史〉一文统计，现有佛教中学（包括职业学校）十八所，小学达廿八所，幼稚园十七所。中小学均设有佛学课程。在校生总计达十余万，在全港适龄青少年中，这是不小的数字。此外，香港一些佛教或佛学团体还为初学者开办了数十届佛学星期班与短期班，为有志进修者开设佛学讲座。香港与台湾佛教界办的社会教育均接受一部份政府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