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之二：

梁漱溟在这篇不长的发言中，蜻蜒点水般回顾自己过去如何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又检查自己何以如此，就是只字不提1965年上半年政协直属组全体同仁精心准备对他开展的那场大批判，何以自己一贯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对于自己在旧中国一贯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对于自己在旧中国不赞同阶级斗争能解决中国问题错在哪里，他在1951年写作的长篇文章《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发表于《光明日报》检查过自己。梁漱溟在文章的一开头就说：“三年来整个中国有了绝大的转变，就我个人来说，也许旁人看着变化不大，其实在我自己正是‘打破纪录’了。固我平素比较肯用心，对于什么问题自有见解主张，而我的行动又必本于自己之所知所言，不苟同于人，即有好几十年于此；说思想转变这句话，谈何容易？更简捷地来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就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到最近转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梁漱溟在长文中还特别强调：“所谓三年来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实，竟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而奠立了。我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此次到西南参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每个农民便是一块基石。若问似这般鬼斧神工从何而致？还不是说破唇皮的四个大字：阶级斗争！”

梁漱溟以其特有的语言，认识到自己在旧中国一直认知阶级斗争解决不了中国问题是错误的。何以到了1965年即离上述检讨自己的文章十多年以后，又挺身而出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了呢？梁漱溟生前在我撰写《梁漱溟问答录》中对我说：“最使我惊喜的是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的两段话，开拓了我的思想。”这两段话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宣告我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二是宣告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继续多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为了解决中国今后的这个主要矛盾，党和人民则必须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建设即向大自然开战。梁漱溟兴奋地击掌大声说：“这两段话实在太妙了，简直好得不能再好！”

然而，梁漱溟绝没有想到还不到一年时间，即1957年春夏之际，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由此而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1959年反“右倾”，1963年搞“四清”，等等，总之，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又成为主要的了。时至1965年，已接近“文革”的开端，许多人都响应号召，紧跟阶级斗争这根“红线”走，真诚也好，随大流也好，自然当时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也不能例外。正是由于梁漱溟这种平素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才牢牢守着中共八大决议所作出的决定，不认可新中国15年来所取得的建设成就都是因为抓了阶级斗争这个“红线”的结果。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是梁漱溟一生言行的写照。他由此讲真话，不讲假话，行为上表现为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新中国成立后，自1953年9月至1979年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梁漱溟也因此做定了“反面教员”，极端的“顽固不化”。“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25年的时间，他不在乎对他开展各种大大小小的批判，依然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

诚然，真话不见得都对，更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梁漱溟先生在各个不同时期坚持讲真话，只是表现一个人的品格，一种值得敬重的精神。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甚丰，身后出版的全集有千万言之巨。他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20世纪的文化名人之一。但我以为，他留给后人影响最大的，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高尚的品格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