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背景

　　 章太炎，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元勋，学术泰斗。纵观他的一生，贡献不仅在于将毕生献给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事业，而且还在于他一生永不懈怠的致学精神，他对学术研究尤其是因明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太炎早年师从俞樾，以研究古文经学为学术生涯的发端。1894年，他与宋平子、夏曾佑等人相识，因其二人对唯识、因明颇有研究，章太炎便开始与佛学结缘，他曾说：

　　 平子疏通知远，学兼内外，治释，喜《宝积经》。太炎少治经，与平子交游，始知有释典。(《自述学术次第》)

　　 1903年至1906年，由于特殊的政治遭遇，章太炎经历了三年的牢狱之灾，这使得他潜心于佛学研究。他在狱中苦读大量佛学经典：《维摩诘起信论》、《瑜珈师地论》、《因明入正理论》、《成唯识论》等。他在后来自述思想学术历程时写道：

　　 “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菿汉微言》)

　　 三年的苦心研读，加之他“学此可以解三年之忧”的豁达精神和博闻强识的国学修养，在当时，或许没有哪位学者比他更能参悟佛学的真谛。章太炎最终“乃悟大乘佛义”，这一时期成为他思想转型的重要标志。出狱后，他将前期佛学研究的思想成果诉诸于笔端，如数释放。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佛学论文：《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无神论》、《大乘佛教缘起说》、《辨大乘起信论之真伪》、《龙树菩萨生灭年月考》等。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佛学思想成为他学术研究的载体，陆续他又发表了《原名》、《明见》、《齐物论释》等文，编定了《国故论衡》，这一时期也成为他思想最为激昂的时期，他用佛学义理释解诸子学说，其风格精当，自成一体，就连他本人也这样认为，“若<齐物论释>诸书可谓一字千金”。(《自述学术次第》)胡适也曾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表彰章太炎说：“《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著作。仔细看这三篇，所以能如此精到，正因太炎精于佛学，先有佛家的因明学、心理学、纯粹哲学，作为比较印证的材料，故能融会贯通，于墨翟、庄周、惠施、荀卿的学说理明，寻出一个条理系统来。”

　　 章太炎一生从事学术研究，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尤其是对佛学理论、因明学说，他更有着深厚的情结和独到的见解，其成绩不可磨灭，对章太炎因明研究及其得失进行认真地梳理和总结，必定会对我们有很深的启发。

　　 二  得

　　 (一)确立了“论辩之道的完善式”

　　 他对因明研究的基点，即是对论式的研究。清末民初，近代学者开启了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因明的先河，最早包括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人。然而，梁启超研究因明虽然早于章太炎，但通过比较研究只是“看到了墨经逻辑与西方逻辑、印度因明在论式上有相通的一面，但是却忽视了三者在论式上的分别和差距。”胡适研究因明较少，提及处也主要是为墨经逻辑服务，目的是为中国古代逻辑做有益的尝试。由此看出，梁启超等人虽然已经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但都无法从根本上正确理解因明三支论式，而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的致学思路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文风的影响，他们或是独尊墨子的名辩思想，或是将重点放在墨经逻辑的义理研究上，认为墨经逻辑是包含丰富逻辑思想的基本理论，由此忽视了对论式的研究。然而，章太炎则开启了论式研究的篇章，他对因明论式的研究尤为精深，我们试从他的几篇因明专论中找出立论的依据。

　　 1906年，他在《诸子论学》中首次提到因明的三支论式，说：

　　 此三者与西方逻辑学的三段论法颇为类似，但推论的顺序不同，宗是结论，因是小前提，喻是大前提。(《诸子论学》)

　　 之后，举例说明：

　　 佛家因明之法，宗、因、喻三，分为三支。于喻之中，又有同喻、异喻。同喻异喻之上，各有合离之言词，名曰喻体。即此喻语，名曰喻依。如云：声是无常(宗)，所作性故(因)。凡所作者皆是无常，同喻如瓶；凡非无常者皆非所作，异喻如太空(喻)。(《诸子论学》)

　　 1909年，章太炎撰写《原名》，将因明与墨辩、西方的古典逻辑学进行比较研究，着重分析了三者的相异之处，他以因明的三支论式为核心来构筑其它的逻辑学说体系，可见他对因明三支论式的偏爱，独特的研究方向成就了他在因明方面的造诣。他说：

　　 辩说之道，先见其恉，次明其柢，取譬相成，物故可形，因明所谓宗因喻也。印度之辩：初宗、次因、次喻。大秦之辩：初喻体，次因，次宗；其为三支比量一矣。《墨经》以因为故，其立量次第：初因，次喻体，次宗；悉异印度大秦……大秦与墨子者，其量皆先喻体后宗，先喻体者，无所容喻依，斯短于因明立量者常则也。(《原名》)

　　 这里章太炎把因明三支论式界定为辩论言说的完善辩式。他认为，“辩论言说的最好方式是，先列出论题，然后寻找论据来论证。印度因明的宗、因、喻推论式正好符合这一理想模式。”其实，章太炎这样概括因明三支式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从三者的逻辑学说形式化特点来看，西方古典逻辑学确是建立在严格的演绎推理基础上的，依靠的是词项间的种属关系，但更适合由已知推出未知的推理过程；墨辩逻辑很难用宗因喻进行比附，虽然《墨经》中隐含提到了与之相关的论式思想(故理类)，但最终墨家也未能在逻辑形式化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它只是在元语言的层次上探讨了逻辑学的基本理论；而我们再看因明，因明从十支论式发展到三支论式，始终围绕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分支的去留展开学术继承的，因而各学派关注的也多是形式方面的东西，内容的重点也只停留在“山、烟、火、声、瓶”等因素上，历经二千多年，针对同一问题进行亘古不变的思考，可见这种思维的定向性迫使因明朝着既定的目标发展，即确立一种完善的辩式。这种辩式是为印度论辩服务的，而且具有很强的工具性，一旦掌握了这种辩式，人们也就学会了自我立论和驳斥论敌的有效方法，可见章太炎认为因明是思辩的论证逻辑，三支论式是论证逻辑的完善辩式是很可取的。他为辩说之道提供了鲜明的理论指向，明确提出论证逻辑所应遵循的论辩格式，即“先见其恉(恉即旨，论题)，次明其柢(指论据)，取譬相成，物故可形”，对于这一观点，章太炎深信无疑，他举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