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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因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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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学术背景

   章太炎,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元勋,学术泰斗。纵观他的一生,贡献不仅在于将毕生献给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事业,而且还在于他一生永不懈怠的致学精神,他对学术研究尤其是因明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太炎早年师从俞樾,以研究古文经学为学术生涯的发端。1894年,他与宋平子、夏曾佑等人相识,因其二人对唯识、因明颇有研究,章太炎便开始与佛学结缘,他曾说:

   平子疏通知远,学兼内外,治释,喜《宝积经》。太炎少治经,与平子交游,始知有释典。(《自述学术次第》)

   1903年至1906年,由于特殊的政治遭遇,章太炎经历了三年的牢狱之灾,这使得他潜心于佛学研究。他在狱中苦读大量佛学经典:《维摩诘起信论》、《瑜珈师地论》、《因明入正理论》、《成唯识论》等。他在后来自述思想学术历程时写道:

   “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菿汉微言》)

   三年的苦心研读,加之他“学此可以解三年之忧”的豁达精神和博闻强识的国学修养,在当时,或许没有哪位学者比他更能参悟佛学的真谛。章太炎最终“乃悟大乘佛义”,这一时期成为他思想转型的重要标志。出狱后,他将前期佛学研究的思想成果诉诸于笔端,如数释放。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佛学论文:《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无神论》、《大乘佛教缘起说》、《辨大乘起信论之真伪》、《龙树菩萨生灭年月考》等。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佛学思想成为他学术研究的载体,陆续他又发表了《原名》、《明见》、《齐物论释》等文,编定了《国故论衡》,这一时期也成为他思想最为激昂的时期,他用佛学义理释解诸子学说,其风格精当,自成一体,就连他本人也这样认为,“若<齐物论释>诸书可谓一字千金”。(《自述学术次第》)胡适也曾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表彰章太炎说:“《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著作。仔细看这三篇,所以能如此精到,正因太炎精于佛学,先有佛家的因明学、心理学、纯粹哲学,作为比较印证的材料,故能融会贯通,于墨翟、庄周、惠施、荀卿的学说理明,寻出一个条理系统来。”

   章太炎一生从事学术研究,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尤其是对佛学理论、因明学说,他更有着深厚的情结和独到的见解,其成绩不可磨灭,对章太炎因明研究及其得失进行认真地梳理和总结,必定会对我们有很深的启发。

   二  得

   (一)确立了“论辩之道的完善式”

   他对因明研究的基点,即是对论式的研究。清末民初,近代学者开启了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因明的先河,最早包括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人。然而,梁启超研究因明虽然早于章太炎,但通过比较研究只是“看到了墨经逻辑与西方逻辑、印度因明在论式上有相通的一面,但是却忽视了三者在论式上的分别和差距。”胡适研究因明较少,提及处也主要是为墨经逻辑服务,目的是为中国古代逻辑做有益的尝试。由此看出,梁启超等人虽然已经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但都无法从根本上正确理解因明三支论式,而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的致学思路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文风的影响,他们或是独尊墨子的名辩思想,或是将重点放在墨经逻辑的义理研究上,认为墨经逻辑是包含丰富逻辑思想的基本理论,由此忽视了对论式的研究。然而,章太炎则开启了论式研究的篇章,他对因明论式的研究尤为精深,我们试从他的几篇因明专论中找出立论的依据。

   1906年,他在《诸子论学》中首次提到因明的三支论式,说:

   此三者与西方逻辑学的三段论法颇为类似,但推论的顺序不同,宗是结论,因是小前提,喻是大前提。(《诸子论学》)

   之后,举例说明:

   佛家因明之法,宗、因、喻三,分为三支。于喻之中,又有同喻、异喻。同喻异喻之上,各有合离之言词,名曰喻体。即此喻语,名曰喻依。如云:声是无常(宗),所作性故(因)。凡所作者皆是无常,同喻如瓶;凡非无常者皆非所作,异喻如太空(喻)。(《诸子论学》)

   1909年,章太炎撰写《原名》,将因明与墨辩、西方的古典逻辑学进行比较研究,着重分析了三者的相异之处,他以因明的三支论式为核心来构筑其它的逻辑学说体系,可见他对因明三支论式的偏爱,独特的研究方向成就了他在因明方面的造诣。他说:

   辩说之道,先见其恉,次明其柢,取譬相成,物故可形,因明所谓宗因喻也。印度之辩:初宗、次因、次喻。大秦之辩:初喻体,次因,次宗;其为三支比量一矣。《墨经》以因为故,其立量次第:初因,次喻体,次宗;悉异印度大秦……大秦与墨子者,其量皆先喻体后宗,先喻体者,无所容喻依,斯短于因明立量者常则也。(《原名》)

   这里章太炎把因明三支论式界定为辩论言说的完善辩式。他认为,“辩论言说的最好方式是,先列出论题,然后寻找论据来论证。印度因明的宗、因、喻推论式正好符合这一理想模式。”其实,章太炎这样概括因明三支式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从三者的逻辑学说形式化特点来看,西方古典逻辑学确是建立在严格的演绎推理基础上的,依靠的是词项间的种属关系,但更适合由已知推出未知的推理过程;墨辩逻辑很难用宗因喻进行比附,虽然《墨经》中隐含提到了与之相关的论式思想(故理类),但最终墨家也未能在逻辑形式化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它只是在元语言的层次上探讨了逻辑学的基本理论;而我们再看因明,因明从十支论式发展到三支论式,始终围绕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分支的去留展开学术继承的,因而各学派关注的也多是形式方面的东西,内容的重点也只停留在“山、烟、火、声、瓶”等因素上,历经二千多年,针对同一问题进行亘古不变的思考,可见这种思维的定向性迫使因明朝着既定的目标发展,即确立一种完善的辩式。这种辩式是为印度论辩服务的,而且具有很强的工具性,一旦掌握了这种辩式,人们也就学会了自我立论和驳斥论敌的有效方法,可见章太炎认为因明是思辩的论证逻辑,三支论式是论证逻辑的完善辩式是很可取的。他为辩说之道提供了鲜明的理论指向,明确提出论证逻辑所应遵循的论辩格式,即“先见其恉(恉即旨,论题),次明其柢(指论据),取譬相成,物故可形”,对于这一观点,章太炎深信无疑,他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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