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量：声是无常，所作性故。凡所作者皆是无常，喻如瓶。

　　 大秦量：凡所作者皆无常，声是所作，故声无常。

　　 墨子量：声是所作，凡所作者皆无常，故声无常。(《原名》)

　　 其次，章太炎这里也肯定了三支论式是“包容喻依”的完善辩式，应该说，从论证的角度而言，依此可以加强论证的说服力，从而达到“事实胜于雄辩”的目的。有的学者认为，能不能容纳喻依的问题与喻体和宗的先后排列次序无关系，但我们认为，这里章太炎是在充分认识到论证和推理的区别时，才做出的这一论断，“先喻体而后宗”明显是推理过程，如果喻体有所容喻依，即加入经验主义的因素，那么大前提必然也就容入了归纳的成分，推理的可靠性降低了，因而不可取。而在“先宗后喻体”中，喻体有所容喻依则体现了归纳与演绎结合论证的力度，这里正是强调了喻依的特殊作用。“对于因明重在论辩的目的性来讲，喻依作为归纳的前提也是不可缺少的。”章太炎认识到“喻依”在论证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印度因明的三支式将‘喻’放在最后，可以实现用‘喻依’来解释‘喻体’，从而将演绎和归纳能够同时用来进行论证。”他清楚地看到，喻依所举事物都与论题存在着必然性的联系，而且这种论证简约精当，雄辩有力，符合论辩言说的思维去向，或许是基于这种领悟，才使章太炎给予三支论式特殊的照顾，并作出了高度评价。

　　 (二)促进了“近代思维方式的变革”

　　 中国近代思维方式的变革源起于西方科学方法的传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学者开始了西方科学方法在中国的传播，总结出科学实证、逻辑分析或逻辑推理的方法，并据此对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批判，促进了中国近代思维方式的变革。

　　 章太炎作为深谙佛学、精通梵文的学者，在消化、吸收西方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朴素地将因明与之相契合，认为两者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

　　 佛法的高处，一方在理论极成，一方在圣智内证。岂但不为宗教起见，……只是发明真如的见解，必要实证真如，……必要实证如来藏，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之实证者。(《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

　　 长期从事佛学研究使章太炎的思维方式趋于理性化，在对西方科学顶礼膜拜的当时，章太炎将目光更多投向于对因明学说思维理论的揭示，关于这一点，从他中期学术活动可以看出。1906年至1910年，他发表了《大乘佛教缘起说》、《龙树菩萨生灭年月考》、《原名》、《齐物论释》等论文，文章大抵继承了中观派的学术思想，对“量”可以认识一切的思想持否定态度，并就现量与比量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论述，虽然现量与比量互为关联，但他认为，现量只是感觉外界事物的基础，比量才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根本途径。“重比量轻现量”的观念促成了他重逻辑推理方法而轻直观感觉的思维方式，由此也形成了他批判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立论依据，他说：

　　 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驳建立孔教议》)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常与社会政治、伦理相联系，缺少科学的致思倾向，仍停留在现量阶段，而没有实现向比量的过渡，因而也就未能形成逻辑推理的方法论。此外，章太炎还运用大量因明的方法对基督教所谓“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在《无神论》一文中，他直斥基督教：

　　 神者非由现量，亦非自证，直由比量可知。(《无神论》)

　　 这里体现了因明量论学说的基本观点，在章太炎看来，所谓的“上帝”并非是由直觉的感官得来的，也并非是自已主观臆断出来的，而是通过逻辑推理的方法推论得来的。随后，他对“上帝创世说”进行驳斥，他说：

　　 基督教之立耶和瓦也，以为无始无终，全知全能，绝对无二，无所不备，故为众生之父。即彼所说，其矛盾身陷者多，……超绝时间之谓也。既已超绝时间，则创造之七日，以何时为第一日？若果有第一日，则不得云无始矣，……亦不得云无终矣。……若万物必有作者，则作者亦更有作者；推而极之，至于无穷。然则，神造万物，亦必被造于他；他又被造于他。……此因明所谓犯无穷象过者。……以此断之，则无神可知已。(《无神论》)

　　 像这样，如果说上帝创造万物的话，依此类推出去，必然陷入无穷的循环论证，所以他认为，基督教所谓“上帝创世说”无法自圆其说，属于“因明所谓犯无穷象过者”，有神论只能是毫无根据的妄说。而所谓“无始无终”之说也不能成立，“创造之七日”与“无始无终”是自相矛盾的，犯了因明“自语相违过”的逻辑错误，虽然章太炎在这里没有明确说明，但关于这一点，他自然已经参悟到了。

　　 此外，章太炎又对“上帝全知全能”进行了攻击，这里他继承了中观应成派破而不立的传统，采用了归谬反驳的方法。将“上帝是全知全能”作为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前件，并由此引出假的甚至荒谬的后件“愿意且能够摧毁罪恶”，根据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后件式，确定前件为假，即“并没有至善全能的神存在”。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章太炎对中国近代思维变革的贡献在于，他受西方科学方法启发，开始了探索因明的逻辑方法之路，他的理解颇为独到。从西方古典的演绎逻辑和近代的归纳逻辑中找出方法论的内容，并由此与因明相结合，进而形成理性的科学思维方法，据此来作为积极思维、有效论辩的工具，这是章太炎积极转变传统思维观念，致力于探索科学方法的伟大尝试。章太炎深谙因明三支论式的论证形式，反驳又作为论证的一种特殊形式，所以说章太炎对反驳方法的运用可谓驾轻就熟，这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鲁迅先生评价章太炎的论战风格为“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可见章太炎对逻辑推理方法运用的精到。

　　 (三)以致用为目的

　　 章太炎研究因明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但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甘愿做一名佛家教徒，他的学说思想往往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一面学“法相之理”，一面又践行“华严之行”，目的是希望借此建立他所设想的“革命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