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人道与神道並重，哲学与神学互补，人文理性始终据有主导地位。儒学对东亚文化影响最大，而它是东方伦理型的人学，並非神学。儒学会在韩国作为宗教团体而存在，孔教在中国香港是六大宗教之一，但它在内涵上仍然以人为本，讲做人和治国的道理，孔子不是先知，而是哲人。康有为（中国清末民初的大儒）把儒学视为“人道教”，以表示它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神道教”有所不同。当然，孔子和儒学又保留了对“天命”、“天道”、“天理”的崇拜，重视神道的道德教化功能。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作用，东亚历史上没有出现典型的神权政治，政治容纳神道，政权与教权有所分离，但政权大于教权。中国汉代以后的王朝只在敬天祭祖的活动上实行祭政合一，但不宣布它为国教；以儒学为政治意识形态，以孔子为先师，以礼治国，归神道于人道。韩国历史上的王朝长期以理学为官学，不以神权统驭政权。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度以神道教为国教，1945年以后废止国家神道教，神道教成为民族民间宗教。总之，三国在现代都容易实行政教分离。在思想文化方面，哲学与神学並立互动，使儒家、道家哲学保留某种宗教性，又使佛教、道教神学充满了人文的关怀和人学的智慧。东亚的哲学不易产生激烈反宗教的思潮，东亚的宗教也不易产生反理性的极端主义。

三

当代国际社会自冷战结朿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減弱，民族矛盾上升，宗教冲突加剧，西方基督教强势族群与中东伊斯兰教弱势族群之间、犹太民族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对抗成为国际政治的热点，单边主义引发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彼此恶性互斗，极大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发展。在欧洲，还有北爱尔兰的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冲突，在亚洲还有印度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的冲突，斯里兰卡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冲突，而后两者皆有宗教矛盾交织在其中。能否实行宗教对话，进而推动文明对话，化解文明冲突与族群仇恨，关系到人类的安危和前途。所幸东亚地区虽有纷争却没有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二十多年来无战亊，经济社会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世界所瞩目。

当我们深究激烈冲突地区和东亚地区不同的原因时，便会发现这种不同与它们的宗教文化模式与传统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关系。亚伯拉罕系统的宗教，其发展模式是一元分化式，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起源于圣经《旧约》，以亚伯拉罕（伊斯兰教称易卜拉欣）为先祖，信仰绝对唯一神，渐次分化出三大教和众多教派。由于一神教的排它性，三教之间渐行渐远，不仅难以和谐共处，而且冲突不断加剧，成为当代宗教矛盾最激烈的领域。印度教是多神教，源于古代婆罗门教，其发展模式是一元蝉变式，在延续中有变革，但婆罗门至上、吠陀神启、祭祀万能是不变的，佛教的出现成为一段插曲，终于被排挤出印度。中国和东亚的宗教，其发展模式是多元通和式，即多元起源，不断汇聚为主体信仰，又不断吸纳外来宗教与哲学，在发展中保持神人一体、多元和谐、互通共荣、有因有革，因此它是有内核的又是开放的。亚伯拉罕系统的一神教，排他性和独占性最强，最容易引起宗教对抗。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尼特所指出的，“世界已经证明了暴力多么容易以宗教的名义得到辩护和执行”，而“任何宣称拥有‘唯一的和仅有的’或者‘最后的和优越的’真理的宗教”，“容易导致暴力。”［7］他主张基督教信仰要容纳“宗教的他者和苦难的他者”［8］，开明的基督教神学家正在做这种努力，但困难重重，很难改变基本教义派的信仰上的傲慢。到目前为止，基督教还没有真正放弃“唯一真理”的理念和取得世界支配地位的目标，到处进行扩张性传教，难免不与其他宗教发生冲突，也使得东亚地区的稳定受到一定的冲击。印度教是多神教，本应当多一些宽容，但它与种姓制度有密切联系，故难以与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相容，在外部它也没有形成与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和锡克教）和谐相处的传统，所以印度内部和周边地区教派冲突还是很多的。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东亚宗教模式的价值就突显出来了。多元通和模式容易创造文化宽松氛围，促使民族国家内部的各宗教和教派之间建立和而不同的健康关系，也容易营造文化开放环境，促使民族国家的宗教与外部世界的宗教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一神教进入这个模式结构之后，受到东亚传统的和谐文化、人文理性和道德宗教的影响，特别受到儒家仁和学说的熏陶，淡化了一神教的排他性，增强了文化的包容性，使自己成为东亚宗教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基督教在中国通过本色化的努力，逐渐具有中国特色；伊斯兰教在中国与儒学相结合，更加理性、稳健、宽和。它们能够成为佛教、儒学、道教的好邻居。当然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例如在中国的基督教如何摆脱外部势力的干预而与中国文化深度结合还不理想。东亚是世界各种文化重要的交汇地区，东亚宗教的多样品类堪称世界宗教的博览馆；东亚能够将世界三大宗教、各种民族宗教与民间信仰聚拢在一起，各得其所，相安合作，为什么其他地区不能够做到呢？只要一神教改变其“唯我独尊”的心理，排除各种政治势力的插手利用，不捲入民族矛盾之中去，努力发扬博爱、平等、自由的精神，肯于与其他宗教对话，善于向其他宗教学习，求同存异，尊重他者，就能够化解宗教和教派之间的对立，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人类的和平发展事业，成为民族之间沟通的桥梁。当然所有的宗教都要增强宗教理性和宗教宽容，抑制极端主义和宗教狂热，展示宗教崇高救世的精神。东亚能够做到的，世界也应该做到。现在人类已进入“地球村”的时代，相互依赖的共同性早已超出彼此的排斥性，和则共赢，斗则俱损。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引用宋代大儒张载关于“和解”的思想后指出：“‘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又说：“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9］民族宗教冲突不能继续扩大下去，否则人类将面临灾难，因此，“仇必和而解”是世界宗教和人类社会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