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对宗派的形成多有论述。“夫论宗者，崇、尊、主义，圣教所崇、所尊、所主名为宗故。且如外道、内道、小乘、大乘，崇、尊、主法各各有异，说为宗别。” 由于各人膜拜的对象不同，尊崇的经典不同，对义理、旨趣的理解和主张不同，修习表达的方式方法不同，虽然是在同一宗教之内，却可能因为种种不同，各自吸引和团结一部分人群，建立起自己的组织，这就形成了宗派。
　　 汤用彤先生认为：“从晋代之所谓‘六家七宗’至齐梁·周颙之‘三宗’，都是讲的宗教学说上的派别，这是‘宗’的第一意义。‘宗’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教派，它是有创始，有传授，有信徒，有教义，有教规的一个宗教集团。”
　　 “两晋以来盛行的学派的‘宗’和到隋唐时教派竞起的‘宗’，两者的区分，尚待研究。它们有相同之点，也有相异之点，主要的分别，似可说学派之‘宗’是就义理而言，教派之‘宗’是就人众而言，它们是一个历史的发展。在南北朝初期佛教势力已经扩大，佛经讲习盛行，陈至唐初，教派乃渐渐萌芽。” 
　　 汤先生所谓“学派之‘宗’是就义理而言，教派之‘宗’是就人众而言”，大致而言有其道理，但是汤先生并没有把它绝对化，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学派不是一群人组成的；也没有一个教派是不讲义理的。
　　 那么，历史上确实曾经出现过的佛教学派和佛教宗派又有什么本质差别呢？本质的差别应该是主张不同，或者说愿心不同。学派，是要维护一种学术观点，阐扬某部某类著作经典的精神。而宗派，是要实现一种宗教理想，要调动一切能够实现理想的人员、典籍、观点和组织手段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学派人事关系相对松散，但是学术观点却要求精密严谨。宗派可以为理想的实现随时调整理论架构，而所有成员却需要精诚一致，讲究师承道统。因此汤用彤先生列举道：“禅宗本来起于东山法门或大鉴慧能，而必追述至达摩、迦叶；天台教义智顗所创，而必上溯至慧文、慧思，遂大搞‘定祖’争道统之事。禅宗的西方二十八祖、中土六祖，争执甚烈；天台九祖，至宋初还须由帝王确认。而在祖传以后，仍分支派，所谓‘衣钵’、‘血脉’、‘传灯’、‘法嗣’，皆因重道统观念也。”
　　 宗派的形成，最重要的是宗祖的出现，即开创一宗的祖师。一宗之下还有诸派，因此也有宗祖和派祖的区分。
　　 众所周知，释迦牟尼被尊崇为开创佛教之祖。不管其后有多少宗派，在宗教意识中仍尊释迦牟尼为教说、教法传承之初祖。如禅宗传承素以释迦牟尼为西天二十八祖中之初祖，而另以第二十八祖菩提达磨为中国禅宗之初祖。又如密宗以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为中国初祖、律宗以道宣为中国初祖、净土宗以慧远为初祖，以及智顗为倡立天台一宗教观之祖，社顺被尊为东土华严初祖，无不如是。至于立派之祖，如禅宗之临济宗，以临济义玄为开祖，曹洞宗以洞山良价为开祖，牛头宗以牛头法融为开祖。
　　 祖师的出现与山头密切相关。一种是依靠山头成长，大彻大悟后成就大业，曹溪慧能大师是典型。另一种是开辟山头，与山头一齐成长，山成祖亦成，天台智顗大师是范例。建立山头不一定能成就宗派，但是没有山头一定不能造就宗派，宗派必须以山头为基础。这就是建立山头的重要性之所在。
　　 仅次于祖师的，是宗师。此宗师不仅要成为兼备经、律、论三藏宗旨的高僧，受到万众拥戴，万人景仰，而且要继列祖法统之绪，开一代风气之先，“传佛心宗”，擅长以方便善巧普度众生，以解脱正道启迪悟境。只有祖师而没有宗师，宗派便不得长久。
　　 宗派的建立还有许多必备的条件。
　　 例如“宗风”，一宗一派，必须具备自家风范，又称风貌、风仪、禅风。宗风是显露于外的，必须令人如坐春风，有扑面而来的感受。
　　 再如宗乘，也称为宗致，则是深蕴于内的，属于各宗必须确认的义理。前人认为：此处之‘乘’，同于大乘、小乘、一乘、三乘之乘，有导致开悟的乘载物之意。对宗乘有独到见解的，称为“宗乘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