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一词，意为“和睦协调”（《汉语大词典》），见诸文献甚早。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解释《诗·周南·关雎》时即说：“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可见“和谐”这个词，在东汉时就已经出现了。从现存于世的佛典中可以看到，东晋的西行求法高僧法显，在所译《大般涅槃经》中也使用了“和谐”一词，佛陀规定比丘要修习的“七法”，第一就是“欢悦和谐，犹如水乳”。这是说，出家人共住在一起要彼此心生欢喜，就像水和乳融合在一起一样，和谐无别。这是佛涅槃前的教导，可以说，“和谐”也是佛陀的遗训。下面笔者拟从“和”与“谐”这两个方面来阐释佛教教义中的“和谐”思想。

　　佛教“和”的思想，着重体现在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之上。这一观念从最初起，即通过佛教的思想理论（教义）和行为准则（戒律）得到传播和实践。

　　佛教把凡是有情识的，如人与动物等，都叫有情众生。没有情识的，如植物乃至宇宙山河大地，都叫无情。有情众生又依生活的世界分为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六类。尽管佛经之中强调，佛陀乃是出现于人间，在人间成佛，所以六道之中，最尊贵的是人道。但是，佛教确立“六道轮回”的观念，说明作为一个下道（恶道）的众生，只要积极地改恶修善，它有机会生到上道（善道）。同样，如果善道的众生只知道一味造恶，它还是会堕落到下道去。所以，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六道。佛教虽然重视“以人为本”，并不意味着“唯人独尊”，其他万物都为我所用，都必须无条件为我服务。相反，佛教一再强调，因为六道的轮回，一切有情众生之间，有着不可思议的亲缘关系。《梵网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从这点出发，佛教坚决反对杀生，不仅不能杀人，也不能杀害其他五道的有情，甚至不得鞭打牛马，让牛马过于负重等等。是要本着这些众生曾经是我的父母、曾经生养过我、曾经于我有恩的想法，时时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感恩之心，并要用各种方法使他们脱离苦难——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教化他们通过学佛而成佛，彻底断除生死轮回。而对于大心菩萨来说，更是发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所以，佛教对待有情众生最根本的两点，即“平等”和“报恩”。

　　佛教对无情的态度，与对待有情的态度是紧密相关的。佛教并不因为花草树木、山川河流的“无情”而轻视他们，甚至滥用和浪费它们。佛教把我们由于过去世之业因而感得的有情之身心生命称为“正报”，把国土世间等无情众生，称为“依报”。佛教认为，外在的环境乃是有情众生“共业”所感之果，也就是说，“依报”的好坏，是由有情众生来决定的。如果有情众生都心存善念、勤行善业，则依报就会变得美好。反之亦然。从这一点来说，佛教只承认“人祸”，不承认“天灾”，因为一切天灾的根源就是人祸！我们提倡可持续性发展，主张构建和谐社会，究竟根本在哪里呢？从佛教观点来看，其实根源都在于我们内心。《维摩经》说：“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可见要解决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要构建和谐社会，重点不在外部自然界的改造或者单纯地改变社会架构，而在净化我们的内心世界，由“净心”达成实现“净土”。佛教戒律中规定，不可“以恶心故放大火，烧山林旷野”（《梵网经》），比丘不得“踏杀生草，断众生命”（《四分律》），并反复强调对自然财富的珍惜和合理利用。所以，佛教对待无情众生最根本的两点，即“自律”和“珍惜”。

　　基于“平等和报恩”、“自律和珍惜”这样两个出发点，我们不仅可以做到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和睦，也能做到人与自然的平衡。

　　佛教的“谐”的思想，着重体现在提倡“中道”，反对任何偏激的思想和行为。儒家哲学强调“中庸”，讲究“过犹不及”。在佛教中，则始终把“中道正观”摆在首位。离开了中道，不仅社会不能协调，人心也不能协调。

　　所谓中道，指脱离边邪、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大宝积经》卷一百一十二说：“常是一边，无常是一边，常无常是中，无色无形，无明无知，是名中道诸法实观；我是一边，无我是一边，我无我是中，无色无形，无明无知，是名中道诸法实观。”对于中道的理解，大、小乘乃至各宗派的阐释虽有不同，但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仍可以作一简单说明：从认识论的方面来看，佛教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佛法之正见，令众生彻见宇宙人生的真相；从方法论的方面来看，佛教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佛法之正行，令众生实践解脱道，并最终获得圆满的解脱。

　　《杂阿含经》说：“世人颠倒，依于二边，若有、若无。（中略）迦旃延，如实正观世间集者，则不生世间无见；如实正观世间灭，则不生世间有见。迦旃延，如来离于二边，说于中道，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二六二经）这里，世尊揭示的正见，是说明众生不是偏依于“有”，就是偏依于“无”，而佛则离有、无二边而说中道法。不过，离有、无二边的中道，并非对于有、无的折中，或者是流于戏论的“亦有亦无”或“半有半无”的观点。世尊所说的中道，是依于缘起的正见。一切事物因为是众缘假合而成，故非恒常不变，其性空，所以说“非有”。反之，因为性空，故能假因缘而生起，所以说“非空”。空不是空它的作用，而是空它的体性。基于缘起观的中道正见，是不落有、无二边，超越常见（认为生命主体永恒存在）与断见（认为死后全归虚无）的。

　　正行，则主要是世尊对最偏颇的两类行为的否定：一类是放纵自我的享乐主义，一类是苛刻律己的苦行主义。否定享乐主义大家能够理解，但对苦行主义却往往不能正确认识其本质。表面看来，苦行有着高尚的宗教色彩作为粉饰，但其实质不过始终在极端之间辗转，并不比放纵高明多少。世尊的教导否定了二者，提倡的是“以智（般若）为本”的中道正行。这种远离苦、乐极端的中道，是落实在八正道之中的，即：一、正见，即正确的知见。二、正思惟，即正确的思考。三、正语，即正当的言语。四、正业，即正当的行为。五、正命，即正当的职业。六、正精进，即正当的努力。七、正念，正确的念头，即时常忆念正道，不使思想行为有错误。八、正定，即正确的禅定。通过八正道的实践，令众生经由不偏不倚的中道，直至涅槃的彼岸。

　　近些年来，“宗教极端主义”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所有热爱和平的人士都在关注“宗教极端主义”的发展态势。大家公认，“宗教极端主义”一直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威胁之一。然而，真的是因为“宗教”导致了极端主义吗？从佛教的中道观可以看出，“极端”从来就不应该是正信宗教的合理内核。世尊因为大智，所以不落生死；因为大悲，所以不住涅槃。合理的宗教生活实践中的中道正行，应该体现为：因为智慧，而不流于世俗；因为慈悲，而不厌离社会。以高尚的宗教情操和高超的宗教智慧，为利益众生、和乐社会、净化人心服务。反之，极端的宗教感情和极端的宗教行为，不仅背离了宗教济世利人的本怀，更可能为某些人或者某些集团利用，成为社会的公敌和恐怖的帮凶。

　　今天，佛教的理论思想同样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佛教的“六和敬”推进社会和谐

　　佛教的“六和敬”，就是“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六和中，“见和同解”、“戒和同修”、“利和同均”，是和合的基本点；“意和同悦”、“身和同住”、“语和无诤”，是和合在身口意三业之上的表现。“六和敬”精神与和谐社会的理念是相通的。和谐社会一定是民主、法制的社会，戒和同修体现的就是民主管理僧团的律治精神；和谐社会是有着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目标的社会，见和同解正是追求拥有一致的基本伦理价值观念；和谐社会是利益分配均衡的社会，利和同均实现的就是财富的公平处置。至于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表现的就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团结、和睦、和谐的关系。

　　(二)以佛教的“慈悲心”推进人格和谐

　　佛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理化宗教，既具有高尚的宗教情感，又具有高深的解脱智慧。这种人本主义的精神，主要体现在“慈悲”上。慈爱众生并给与快乐（与乐），称为慈；同感其苦，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拔苦），称为悲。这种精神，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可以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这种精神，对于人格的成长与完善、身心的和谐与健康、道德与智慧的提升等诸多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佛教提倡用慈悲心来对治畜生道的愚痴心态，用慈悲心来对治饿鬼道的贪婪心态，用慈悲心来对治地狱道的侵害他人的心态。大乘佛教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具有“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深切大慈悲心。这种重奉献轻索取，重他人轻自身，重利他轻自利的人格特点，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高尚人格是一致的。

　　(三)以佛教的“报恩心”推进道德和谐

　　佛教认为世间的一切，无不产生自因与缘的结合。此物同时也是另一物生成的因或缘，万物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因此，对于恩的看法，比起由上对下的施恩观念，佛教更强调相互间的感恩与报恩。佛教提倡敬侍“三福田”、强调报“四重恩”，即恭敬佛法僧“敬田”，报答父母师长“恩田”，怜悯贫者病苦“悲田”。并报答“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三宝恩”。从报恩来看，一个人来到世间，首先是父母的生养哺育，才能长大成人。因此，要“报父母恩”。有了这种观念，就会有和睦的家庭、孝顺的儿女。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我们的衣食住行，无不来自于大众，我们每天的工作、劳动，都是对众生的报答。有了“报众生恩”的思想，才会有人与人的平等观念，才会互相关爱，共建文明的社会。“报国土恩”，就是要爱国，报答生养我们的国家。对佛教来说，佛、法、僧三宝使人们取得智慧、证得菩提、获得解脱，因此，三宝之恩不可不报。从以上可以看出，佛教教导的报四重恩，与建设和谐社会也是一致的。

　　可见，我们完全可以把佛教的和谐观，运用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从当下做起，从内心入手，由净自心到净国土，由安自心到安众生，由平自心到平天下，就能实现“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的“新六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