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道器并重为坐标,刘明武求证出了中华民族前后两种状态背后的两种因。

　　上下五六千年,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源流之变,变在何处?刘明武界定在以下几个地方:

　　其一,道器并重的文化变质为伪道无器的文化。道器并重,第一步变成了道器分离,第二步变成了伪道无器。其二,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手动脑动、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变成了动口不动手、坐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其三,论证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道论之的论证方式,变成了以纲论之的论证方式。

　　道器分离,发生在老子那里。老子继承了道,否定了器。老子的最高理想是小国寡民。在这个理想国里,老子主张既不要使用现有的器,也不要发明新的器。道器并重的文化在老子那里少了一半。

　　伪道无器,发生在董仲舒那里。“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董仲舒那里,被变质为“阳为阴纲之谓道”。“一阴一阳”与“阳为阴纲”,文化的根本变质就发生在这里,道的真伪之变就发生在这里。“一阴一阳”讲的是和合平衡,“阳为阴纲”讲的是服从与盲从。以人际关系而论,大道与伪道论出的是截然不同的结论。论君臣关系,大道论出的是“君有道从君,君无道从道”,论出的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伪道论出的是“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论夫妻关系,大道论出的是“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伪道论出的是“夫为妻纲”,“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论父子关系,大道论出的是“父慈子孝”,是“父有义从父,父不义子不可以不诤于父”。人际关系,大道主张的是相互负责,伪道主张的是屈从与盲从。

　　《周易》中的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这些先贤都不鄙薄动手,都不鄙薄做事,都是动手动脑的典范。伏羲氏一方面研究天文,一方面研究捕鱼狩猎。神农氏一方面研究农耕,一方面建立交易市场。《周易》、《管子》、《史记》中的黄帝,研究范围更为广泛,天文历法、家畜养殖、车船、臼杵、弓箭都在研究范围之内。这种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在孔子那里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坐而论道。坐而论道,孔子之后成了读书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对务农的评价,也发生在孔子那里。务农,在神农氏那里是圣人之事,在周之始祖后稷那里是大人之事,在孔子那里却变成了小人之事。

　　论证方式变化在董仲舒那里。董仲舒的“三纲”之后,以道论之的论证方式被以纲论之所取代。以纲论之,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产生出穿越时空的经典,再也没有产生出第二个百花齐放的百花园。

　　刘明武指出,发生在老子、孔子那里的变化,完全有纠正的可能。因为儒道两家延续的是文化；文化允许批评,允许讨论,在批评与讨论中,完全可以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发生在董仲舒那里的变化,无法得以纠正。所以然者何?允许批评,允许讨论的文化,在皇帝那里变成了专制文化。专制文化,不允许批评和讨论,所以变质的东西无法还原。

　　四、在源头文化的研究与追溯中,作者解答了一些久悬不决的文化难题。

　　一、文化起源问题。刘明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文源于天文。就各学科的顺序而言,天文学是第一学。就天文学与各学科的关系而言,天文学是母亲学,各学科均发源于天文学。

　　二、文化起点问题。天文学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历法。历法是用文字表达的,文字之前,历法是用河图洛书、八卦表达的。时间春夏秋冬四季,空间东西南北,万物生长收藏四种状态,都是从河图洛书、八卦那里出发的。终则有始、原始反终、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阴极生阳与阳极生阴这些至理名言与成语,都是从立杆测影制历那里发现的。人文的起点在历法。

　　三、摘掉了玄学的帽子。科玄之争至今,一个“玄”字一直戴在中华文化头上。玄学之玄,就玄在阴阳五行的无法定量上。连梁漱溟先生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指责阴阳消长、五行相克为玄学。

　　借助彝族十月太阳历与苗族古历,刘明武摘掉了玄学的帽子。

　　源于天文,奠定于历法的阴阳五行学说,第一特征就是严格的规定性。十月太阳历一年分五季,五季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表达,一季72天。历法中的五行,具有严格的规定性。每季两个月,每月36天。奇数月为阳,偶数月为阴。一年之中,一三五七九月为阳,二四六八十月为阴。历法中的阴阳,具有严格的规定性。

　　苗族古历以冬至为阳旦,以夏至为阴旦。以冬至夏至为界,分出了阴阳两个半年———前半年为阳,后半年为阴。冬至阳旦过大年,夏至阴旦过小年。粤港澳有“冬至大过年”的说法,就源于最初的历法。

　　历法中阴阳五行,构筑起时空物三位一体的时空观。万物从时空中走来,时空可以论万事万物。阴阳五行学说无处不在的奥秘,在此得到了合理解答。

　　十月太阳历在中原失传了,这就是文化界、哲学界、中医界解释不了阴阳五行的根本原因。阴阳五行学说,奠定了中华文化与中医文化的理论基础。“不认识天文历法,就无法解释阴阳五行；解释不了阴阳五行,就无法认识中华文化、中医文化的真谛。”四、宇宙的数字化。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完美的宇宙可以用奇偶之数来表达。毕氏说到了,但并没有做到。绘制河图洛书的中华先贤,用奇偶之数表达了天文历法、时间空间、气候物候。《黄帝内经》延续了这一表达方法,用奇偶之数表达了天体与人体。奇偶即阴阳,阴阳即奇偶。“万物负阴而抱阳”。奇偶之数随阴阳进入到了万物。“奇偶之数随阴阳进入到了大到无外,小到无内”的两个世界。在文化的起点处,在中华先贤那里,一切都可以数字化。

　　五、再出发问题。研究源,是为了流。研究远古,是为了现实。刘明武认为,创造物可以过时,创造的哲理不会过时。只要找到了中华先贤创造中华文明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只要找到了中华先贤提出问题与解答问题的方法,完全可以在先贤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辉煌。换言之,可以在先贤的基础上解答西方文化不能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