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曾从章嘉学佛，拜为金刚上师，章嘉为乾隆灌顶，乾隆向他施顶礼佛足的大礼。乾隆在章嘉的亲传下修习藏传佛教，他曾说：
　　
　　“朕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于今五十余年，几余究心讨论，深识真诠。”[3]
　　
　　乾隆对西藏佛教，西藏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直接影响了乾隆时期国家治理蒙藏的策略。这都与章嘉的传授分不开。章嘉是佛教大师，一生致力于宏扬佛法，他精深的佛学造诣，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崇高的活佛地位，特别是与皇帝的密切关系，所以不仅在政治上发挥了宗教领袖的作用，在藏汉佛教文化交流方面影响更大。
　　
　　从建筑方面看，举凡清代北京、山西、热河，内蒙的藏传佛教寺院，追根溯源几乎都有他的影响，尤其是在宫廷的范围内更为显著。乾隆九年（1744）他协助乾隆帝将雍和宫改建为京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乾隆时期在北京、热河、五台山兴建的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他都参与了指导审定。

图4故宫雨花阁

 

　　图4故宫雨花阁，是紫禁城内最大的藏传密宗佛殿，建成于乾隆十五年（1750），巍峨高耸于故宫西部，四角攒尖顶，上覆镏金铜瓦，顶立镏金喇嘛塔，是故宫内唯一藏汉合璧的建筑。这座著名神殿仿古格托林寺坛城殿，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藏传佛教密宗四部神殿。从建筑到殿内佛像供器的配置，章嘉都参与指导和设计。如档案所记；
　　
　　“二月二十八日，副都统金将遵旨拟画得雨花阁上安设无量寿佛宝塔纸样一张交太监胡世杰，传旨：照样准做，成做时其塔上风带坯片要厚，再欢门交章嘉胡土克图画，有莲花座喇嘛字先呈样，塔肚内应装藏亦着问章嘉胡土克图。”[4]章嘉在传播藏传佛教艺术方面的贡献尤为巨大，他精通佛教艺术，宫廷制作了大量的佛像、法器、唐卡，多请章嘉指导把关，有时奉旨直接参与创作，档案中有大量记录：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四，……着章嘉胡土克图拟供佛三尊一堂或五尊一堂安供画样呈览。”“……手持金刚应做何颜色，着四德问明章嘉胡土克图，画样呈览。”[5]
　　
　　乾隆时期西藏进贡的藏传佛教文物，主要由他鉴定加持，如图3上乐王佛唐卡，背后缝有白绫签题记书：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一，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供奉额尔德尼诺们汉阿旺错尔提穆恭进达赖喇嘛前辈亲供利益画像阴体上乐王佛”。
　　
　　此唐卡所画上乐金刚为四面十二臂造型，为黄教所传上乐金刚法本尊的标准形象，用色明丽，绘画细致。这是历辈达赖所供的珍贵唐卡。清宫廷的藏传佛教文物，集中代表了清代西藏佛教艺术在内地的传播与发展，章嘉国师无疑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图5《满文大藏经》

 

　　章嘉精通多种语言，是清代的佛教大译师，曾主持蒙文翻译藏文大藏经《丹珠尔》 。又主持《满文大藏经》翻译，图5《满文大藏经》，共计108 函，2535 卷，仿藏文佛经贝叶夹装，每函上下有两层木质护经版，髹朱漆描金绘莲花八宝图案，内层经板裱黄绫，彩绘佛像，覆织金缎经廉。经文以满文木刻朱印，每页长73厘米，宽24厘米，刻写精美装饰豪华。《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刻写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才全部完成，历时十八年，是清代文化史上的大事，乾隆把它视为编定《四库全书》一样的重大事业，又把这一文化重任交给章嘉。《啸亭杂录》记载：
　　
　　“设清字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经营其事。达天、莲筏诸僧人助之，考取满文誊录纂修若干员翻译经卷。先后十余年，大藏告外蒇，然后四体清字始备焉。”
　　
　　章嘉国师在藏汉佛教文化上的贡献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