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犹如大海。大海的“文化新高潮”，来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和气象，来自古今中外、纵横捭阖的眼界和胆量，来自“回归”的本源与前进的基础、“超越”的动力与创新的渴望。

　　 ■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新高潮首先要解决好一个基本问题：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成功结合,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中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

　　 ■ “以人为本”是文艺复兴时期一度极大地解放过生产力的口号，我们今天重提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回归”。为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以人为本”的内涵进一步深化，外延进一步扩展，体现了深刻的文化“超越”。

　　 每次关于文化的讨论都会有两种人——有的主张“回归”，有的主张“超越”。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相比，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党的十七大报告宣布，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我以为，兴起高潮，就得有人去“弄潮”，兴风作浪；就得有事去“提劲”，推波助澜。这个“人”，包括主张“回归”和主张“超越”的两种人；这个“事”，离不开“回归”与“超越”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

　　 “回归”的典范与“超越”的喜悦

　　 ——从文艺复兴谈起

　　 社会主义犹如大海。大海的“文化新高潮”，来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和气象，来自古今中外、纵横捭阖的眼界和胆量，来自“回归”的本源与前进的基础、“超越”的动力与创新的渴望。

　　 “回归”的典范。文艺复兴是14世纪在意大利城市兴起，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个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是迄今为止人类“文化回归”的最辉煌的典范，它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的革命，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水岭。文艺复兴竟然在几个世纪内唤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一度使资本运作的活力竞相迸发，社会创造财富的源泉遍地涌流。

　　 “超越”的喜悦。资本主义社会一度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作为“文化回归”典范的文艺复兴，还得益于其独特的方式实现了“文化超越”，即在不断激活市场经济的同时有效约束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度过和克服了一个个危机，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保持持续有效的增长。

　　市场经济有两个起点：每一个经济的个体，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是资本的本质；每一个真实的个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自私的本性。而市场经济的动力，正是从这两个“起点”开始，演出了一部剧烈竞争、效率至上的交响曲，形成了优胜劣汰的秩序，导致利润和利益追求的最大化，从整体上推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但是这两个“起点”最大化导致的“无限度”追求，又会成为市场经济的严重阻力和破坏力。增长的动力要求“以人为本”，不断激活这两个“起点”。“增长的极限”又要求不断消解发展导致的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紧张。那么，如何做到既不断激活市场经济的两个“起点”，又不断约束它过度膨胀？这就需要“文化”出来帮忙了。但传统的文化解决不了现代市场经济这个难题，于是就需要一个“文化的超越”。

　　 文化“回归”的典范与文化“超越”的喜悦，构成了延续200年的美国式的价值观及社会体系，使美国获得成功，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他们欢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美国的“福音”。

　　 “福兮祸之所倚”。尽管美国人所热衷推行的“新教伦理”，以及由此衍生的自由、人权、民主观念，都闪烁过文艺复兴的光芒；尽管这些价值观起源于宗教改革，从而实现了“文化的超越”，也正是由于其源自基督教的信念，基督教传统的局限性和排它性就难以超越。因此，文化“回归”的痛楚与文化“超越”的烦恼，必将接踵而至。

　　 “回归”的源泉与“超越”的羁绊

　　 ——从“中国儒释道文化”谈起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我们的文化如何在“回归与超越”中，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回归”的源泉。宗教其实是人类长期存在的重要文化现象。我们并不认同将宗教等同于文化的观点，但也不必否认若干宗教经典、教义，宗教道德、艺术中所积累着的人类生命繁衍的文化信息，所渗透着的历史积淀的体验和哲理，所孕育着的民族优秀文化因素，所镌刻着的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轨迹。因此，不能不关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儒、释、道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还不仅是儒释道文化。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

　　传统是民族的本，每一个辉煌的文明，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作支撑，都离不开先人的智慧与哲理的学习传承。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为着创新和超越。

　　“超越”的羁绊。儒释道作为传统文化的源泉，据说儒有助于“治国”，释有助于“治心”，道有助于“治身”，但可惜的是，现成的儒释道伦理，解决不了当代“在激活市场经济的同时约束市场经济”这个难题。

　　儒学或许有助于“治国”却不屑于“治市”。在当前我国活跃的市场经济普遍存在的诚信问题面前，要用孔夫子的办法就是“去食”，即宁愿“去”掉市场经济也要保住诚信。儒学主张以孝治天下，把家族伦理拓展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形成宗法专制；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建立严格的等级关系；强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些，无疑属于文化超越的羁绊。

　　　佛教或许有助于“治心”也无力于“治市”。佛教“知苦、断集、慕灭、修道”，要断掉欲望的渠道，以“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的教义，使烦恼解脱、觉悟圆满。我国佛教总体上是健康发展的，得到许多群众的喜欢和尊重，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些不守戒律、不求进取的风气，一些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一些纷争聚讼、各行其是的争斗，一些拉帮结派、攀附权贵的伎俩，已在佛教界内部不同程度地存在、蔓延。

　　道教或许有助于“治身”更无意于“治市”。道教的“道”,其最根本的属性是生成容纳万物、自然平和无私、无为柔弱不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