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列举诸师往鼓山涌泉寺受戒及往闽南佛学院留学的史实，其前往鼓山的年代，约在妙莲地华至振光古辉任方丈，纪元1854年至1924年，正值清末民初的时期，而诸师前往鼓山的目的，可说大都是为了受戒取得僧侣的身份，为什么？因为此时台湾佛教界还没出现有足够条件传戒的道场。关于这一点，《报告书》中云：　　然元来台湾无传法授戒的大道场，凡本岛僧侣之上乘者，皆以游鼓山而彼等亦不致敢想说法布教，只依样于龛前看经礼拜而已。然彼等多数严守持斋，不娶妻，慎嫖赌，不违戒律这些方面是远在内地（指日本）僧侣之上。

　　 又云：

　　 想记述台湾僧侣，到福州鼓山接受戒牒的状况。台湾人而想成为有相当地位的僧侣者，必定要赴福州鼓山受戒，得到僧侣的资格。这在现时的制度里，身为台湾僧侣，是因非得要这样资格的公认不可，不如此的话，难以得到世间一般信徒的信赖，留锡鼓山者三年为一期。一年沙弥戒，二年比丘戒，三年而成菩萨戒。修行无过失者，惯例是一年进一阶，三年满时允许退山。三年后授戒圆满者，称之为和尚，取得住持的资格。还有想成为大和尚者，不可不再进一级。授戒费约要四、五十圆，其时期定为每年阴历四月八日及十一月十七日二次，豫先于鼓山涌泉寺广告之，所有的初出家僧等参集之。授戒行状日数是七日，而于此间，教导僧侣该有的行为二百五十戒。最后一日称为授戒记，于头顶上点了三个乃至十二个炙。……还有在授戒中，想当戒元及都戒元者，必须招待同期的受戒者。又想作大和尚者，必须公布奉献五百圆的净财。因为不堪于负担其费用的缘故，得此等称号者，极为稀少。

　　 此《报告书》是出版于大正8年（纪元1919）3月，而此《报告书》是因大正4年（纪元1915），台湾发生了西来庵事件。由于此事件与在家佛教即斋教有密切关连，因此台湾总督府对台湾旧有的宗教，实施全面的调查而作成的《报告书》。因此《报告书》的内容，实足以反映大正时代以前台湾宗教的实况，当然也包含佛教在内。依据《报告书》的话，可以知道当时台湾尚无传法授戒的道场，台湾僧侣想取得僧侣的身份，只有选择到鼓山去受戒。不用说，这些到鼓山去受戒而回台湾的僧侣，其身份地位自然与众不同，除了较易取得社会大众的信赖之外，也是能身居住持地位的保证。曾景来氏在《台湾宗教迷信陋习》开元寺物语中说：“据闻大正7年释传芳师辞退住持的职务为止，开元寺的历代住持都是于福建省闽县鼓山涌泉寺受戒修学的。”

　　 又从笔者上述所列举的诸师略历来看，传芳师时代以后的开元寺历代住持以及与开元寺有联络的重要寺院如大岗山超峰寺、竹溪寺的住持，都是到鼓山受戒的。此外灵泉寺、法云寺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在此值得注目的，是如此的情况正也告诉我们，当时台湾佛教僧侣并不是人人出家之后，都能经历戒场生活的。一趟鼓山之游，除了要旅费之外，尚须四、五拾圆的受戒费，当时四、五拾圆可不是小数目，可能不是一般出家僧侣能负担得起的。或许是如此的情况，形成台湾佛教僧侣中有外江僧、长毛僧、香华僧、长毛僧道士的不同身份。这些僧侣的身份名称，是代表什么呢？在此先依增田福太郎氏的《探访记》介绍于下：

　　 台湾僧侣中有外江和本地之别，外江僧侣者，是言在支那的大丛林里修行过的人，是住在寺庙，菜食无妻。但本地的僧侣者，是在台湾修行的，可分为出家僧、香花僧、长发僧。长发僧普通也叫长毛僧是辫发的俗人，参与丧葬仪式者，肉食带妻，住于市井，一名叫僧士，多属漳州人系统。

　　 又《报告书》中，也作了如下的介绍：

　　 台湾僧侣中，有外江和本地之别，云外江的僧侣者，是在支那大丛林修行过的人，致于说本地的僧侣者是在台湾修行的人。……长毛僧又叫长发僧，或对沙门而称缁门，对道士叫僧士，多属漳州人系统。

　　 长发僧住于市井，应众庶之请托，行葬仪或当祭仪作当事者的补助。

　　 根据举《报告书》及《探访记》，可以知道外江僧者，是指的曾到中国大丛林参学过的僧侣，不过实际上是指的到鼓山受戒参学或来自鼓山的僧侣及其子孙而言。依据李添春氏的说法：“日本领台前后，来自对岸福州鼓山寺的僧侣，频繁地来往于台闽之间，现在散住在全岛各地的僧侣，大部份是在此时渡台僧侣的子孙，其人数约有三四百名之多。”再由李添春氏借用《南瀛》卷5之4，页61，总督府自大正15年至昭和元年调查结果的总计表，是专指外江僧来看，可以知道昭和元年末的外江僧人数计有409位，而其分属于五大寺院，即台北凌云禅寺、基隆灵泉寺、新竹法云寺、台南开元寺、高雄超峰寺等，此都是福州鼓山的末派。

　　 至于长毛僧、香花僧，说是属于本地的僧侣。所谓本地的僧侣，我想是指的没有力量到对岸去受戒参学的人，其人数也依上述总计表的话，总计有324位。比外江僧来说是少了一点，但也不少。这些僧侣的工作，长毛僧已如《探访记》、《报告书》中所述，至于香花僧，李添春氏介绍说：“所谓香华僧者，本岛人僧侣，这一类的人，虽住寺庙，但基于寺院财政都被管理人掌控，出家人在衣食上也感到不自由的情况之下，无暇研钻佛教教理，只孜孜于为俗人祈祷引导，遂致如道士似的成为职业化。”依李氏的介绍，香华僧，也就是今日我们一般所说的经忏僧。也如《报告书》中所说：“只能在本岛依师僧读诵《禅门日诵》或《日课便蒙》之文，学习普通仪式的本地僧。”（页74）。虽说外江、本地，而实际上的差别，只是在于有否受戒而已。没有能传法授戒的道场，这在台湾佛教界而言，表示它未能完全独立，必须仰赖鼓山而生存，当然发展也受了影响。不过如此的情况，到了大正时期，出现了改观的环境。这是由于大正6年曹洞宗台湾佛教中学林的成立；临济宗妙心寺派于大正7年也创办了镇南学林；净土宗也在大正8年4月，开设台南学堂于台南，对台湾僧侣实施宗门的教育（《报告书》页75）。这三所宗门学校在日后，虽有镇南学林合并于台湾佛教中学林，而且中学林也改制，逐渐成为以一般人民子弟为对象的学校，但其创校初期所发挥的功能，委实不能忽视。还有南瀛佛教会成立之后，在各地举办的讲习会，也是提升台湾佛教僧侣素质的要素之一，这些因素促使台湾所谓五大寺院，逐渐有能力应时举办传戒大会。这也就是说，在日本领台之前，台湾僧侣中稍具有知识身份者，除了少数的例外之外，均是受戒于福州鼓山涌泉寺或是来自鼓山的，如法云寺的开山祖觉力师。虽然这类人数并不多，但在日本领台之后，由于他们经常与日本佛教界人士接触，进而合作，加上他们与鼓山的关系也似不错，以至于有能力在台湾当地传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