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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现代学者在研究宗教现象时，往往依宗教组织形式之有无，将宗教大别为制度化宗教和普化宗教（或称非制度性宗教、民间宗教、通俗信仰）。[1]但是在各种地方志书中，却将宗教大别为「官方祀典」和「民间崇拜」两大类，近代学者视为制度化宗教的佛教和道教，都归属于「民间崇败」的「大众信仰」宗教，而「官方祀典」也同时是「民间崇拜」的对象。因此，要了解台湾佛教发展史，首先要知道：

一、台湾佛教从明郑时代自闽南传来算起，虽已历三百多年之久，但因台湾位处大陆东南海疆的边陲，并且是一新开发的岛屿，所以佛教文化要深层化或精致化，除少数个别情况外，是缺乏足够发展条件的。二、由于地理位置和移垦的人口，都和对岸的闽、粤两省具有密切的地缘关系。所以台湾佛教史的发展性格─边陲性和依赖性─主要便是受此两省的佛教性格影响。三、虽然台湾近三百年来的佛教发展史当中，日据时代的影响只占其中五十年而已，但因日本佛教具有日本宗派文化的特殊性，以及高度政治化的冲击，所以一旦日本势力退出，改由对岸祖国重新接管，在短期间内，便不得不面临再度急据地由日本的佛教转变成为中国化佛教的艰难适应问题。[2]四、近五十年，台湾佛教发展的各个层面，虽然颇多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但如果说数十年来的台湾佛教全无起色，全未进步，这也非持平之论。从各方面看，尽管进步、革新的幅度不如经济、艺术、政治等层面来得大，但是佛教在台湾的发展，确实已在层层云雾中透露出一线曙光。
 

关键词：1.台湾佛教　2.皇民化运动　3.白衣佛教　4.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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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绪论─不可抹灭的一页

1927年，已故的佛学泰斗彻尔巴次基（Th. Stcberbataty）曾说：「虽然在欧洲，自开始了关于佛教的科学性的研究以来已有一百年历史，可是我们对于佛教的教与哲学最根本意义的理解，迄仍在暗中摸索。」[3]从那时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诸多亚洲、欧洲以及北美卓越的佛教学者们出版了许多论文和书籍，演译注释了佛教教理的教义；另一方面，有许多居士们也从佛陀的教训，发现了对二十世纪的人民与国家有妥恰的指导原理。

三百年来台湾的佛教发展，从清代以前、清末、日据时期到光复后的各个阶段，皆有各自不同面貌的呈显。其中，在清末以前，主要是闽南系的禅净双修寺院（「闽南化」抑或「斋教化」）；日据时期则结合日本曹洞宗在台的发展，而建立起则结合日本曹洞宗在台的发展而建立起较具全岛性的佛教组织（「日本化」、「皇民化运动」）。光复以来，日本佛教的影力消退，而随着大陆各省的佛教僧侣和佛教组织的来台，在传戒与中国佛教会的组织运作底下，使得台湾传统的佛教寺院出现明显的变迁。质言之，近五十年来，已中国化的印度原始佛教，在台湾土地上本土化，又随着经济发展的脚步国际化，在「竖穷三际，横遍十方」的弘传里，佛教能有今日的盛况，台湾佛教五十年可说是关键之传承，而曾经为此流血流汗努力播种开创的高僧大德居士，亦将在这历史上留下不可抹灭的一页。

贰、郑氏东迁与佛教来台

明天启四年至永历十五年之间（1624─1661）荷兰以其政治及经济力量在台湾南部先住民之间传播基督教。[4]公元1636年开始引进中国人到台湾来开垦土地，种植米、蔗、靛菁。至公元1640年移民人数达到一万一千人左右，此后随着中国大陆政局的演变，移民人数或增或减，根据C.E.S─ 一般人认为这是最后一任台湾长官揆一（F.Cooyett ）的化名─所发表的〈被遗误的台湾〉一文的记载，在台湾缴交人头税的中国人约有二万五千人，加上妇孺当在五万人以上。[5]荷兰人占领澎湖之后，日渐增加的汉移民在今天台南市区兴建了崇祀医神吴真人（又称大道公、保生大帝）的慈济宫（又称真君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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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庙）也有明确的记载。[6]「大众信仰」随移民东渡，盛行于闽粤的佛教也于是时随缘来台，应是合理的推论。[7]台湾佛教史之展开，若就信实之史料而言，当自郑氏延平王国东迁始。据延平王户官杨英怔实录，永历八年九月清以海澄公敕印招成功降，并遗其弟持芝龙书劝之，在十七日条下有如下记载：二使到安平镇，发吕太礼物不只就布帆安驻诏敕。藩见其意不善，不肯受诏。又藩复禀与太师（芝龙），禀内：

「九月十一日即回，儿嘱其致意诏使，约期相面，而诏使忽于九月十七日遂到安平，盛设供帐于报恩寺安顿，乃诏使不敢住宿，哨马四出，布帆山坡」云云。[8]

由此可以想象郑氏与佛教不无接触。

至于郑氏时期所建之寺庙，可以认为佛教寺院者，根据清代之各府县志记载如下：在宁南坊有观音堂、准提堂，在镇北坊有观音亭、万福庵、赤山堡，六甲之龙湖岩等六处。而在家居士对于佛教有修养者，多为明末遗臣，痛心亡国，不愿再仕，乃变服为僧，或终身持斋，或终日诵经自娱，如沈光文自文开，少比明经贡太学，福王元年授太常博士，闻贵王立粤中，走肇庆，累迁太仆哨卿，永历三年来台，其后为人进谗，几遭不测，故变服为僧。李茂春字正青，隆武二年举孝廉，善属文，永历八年来台，卜居永康里，日讼佛以自娱。林英字云义，崇祯中，次岁贡知昆明县事，后祝发为僧，间道至厦门，入台湾。张士郁，崇祯六年副榜，明亡入山，耿精忠之乱后入台，居东安坊，持斋念佛，倏然尘外。另有明鲁王女，聪慧知书，工刺绣，适南安儒士郑哲飞，生一男三女，夫殁来台依宁静王以居，晚年持斋独处，邑人钦之，以为女师。[9]前述六人，实开台岛在家学佛之先河，且为台湾早期佛教史之珍贵一页。

参、清代时期的台湾佛教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郑克塽降清，于是台湾成为清朝版图，海禁开后，佛教随之流入。靖海将军施琅就营靖王府邸改建天后宫。郑氏部将，义不帝胡，并藉佛教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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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身为僧者甚众，并在暗中窥复明室，加以清室攻台之败将，亦多薙发为僧。[10]

海会寺原为北园别馆，为郑经之母董氏养老之所，入清后曾荒置康熙二十九年台湾总兵王化行，台厦道王效宗等「因其故址建为寺宇佛像最胜，住僧云集」[11]。据王化行所撰〈始建海会寺记〉：台湾版图新辟─惟少一梵剎福佑海天。附郭大桥头有废舍一所．．始于庚午八月七日，成于明年四月八日，名约海会。道场丕建，法筵宏开。瞻妙相之庄严，雷音寺见于东土；听法虽大，王法卫之．．故凡天下梵剎，皆赖士夫护持。后之游于此宦于此者，肯一瞻礼，悉皆龙华会上人。少存菩提心，即见金刚力；其造福于海邦，岂有量哉？[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