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三年僧树璧奉妈祖神像至笨港，三十九年建笨港天妃庙，这是八掌溪以北最早的寺庙。康熙五十一年通事赖科鸠合民番兴建淡水甘豆门（关渡）天妃庙，五十四年重建，易茅以瓦，知县周钟瑄颜其庙曰「灵山」，是浊水溪以北最早的寺庙[13]。前者为佛教僧侣所建；后者为先住民与汉移民合建，初期由庙祝林助主持[14]，后来改由临济宗僧石兴主持，是后经六代出家众、四代在家众相继主持，前后两百一十年，近年则由信徒管理。[15]

诸罗县辖区最早的佛寺是郑氏时代陈永华营建的龙湖岩观音寺。设县后，僧德功得候补通判何廷凤捐地，康熙三十七年在碱水港募建一座观音寺。据康熙五十六年篡修〈诸罗县志〉所载，诸罗县辖下共有寺庙十四座，其中有四座观音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六。而康熙五十二年建于今嘉义市内的关帝庙也是前祀关帝，后祀观音。[16]

康熙五十九年陈文达等篡修的〈台湾县志〉所载：黄檗寺中前祀关帝、后祀观音三世尊佛；法华寺前殿祀火神；宁靖王故居改建之「大妈祖庙」后有禅室、有僧住持；观音堂原为武帝庙，康熙末改祀观音；鹿耳门妈祖庙前殿祀妈祖、后殿祀观音「两旁建僧舍六间，僧人车之以奉香典，而「乡厉坛」（台湾县民所建）则前祀厉鬼（大众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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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祀观音。[17]明显地呈现儒、道、释三教杂处融合的现象。

台湾之白衣佛教，又称斋教，由佛教支派产生，属于佛教优婆塞、优婆夷之在家二众。设教所在称为斋堂不称寺院，有龙华、金幢、先天三派之别。[18]斋教之信徒：其持斋修行者，有四种于下：

1.受戒者：毕生素食俗称长斋。2.信戒者：朔望日及农历初一、十五，或三、六、九日素食又曰花斋。3.祈安者祈愿中素食。4.信心者：每朝素食，称半斋，俗称早斋。
 

总计在清朝治理台湾时期里（1683─1895），佛教在台湾的发展特色呈显出「正信佛教」与「拟似佛教」（「白衣佛教」）混同发展的态势。亦即，一方面配合着交通安全的时代背景（渡海来台、拓荒开垦）以及消灾解厄、接引西方的宗教需求，使得佛教混合着一般拟似佛教，而成为台湾社会一种「生活性」的（民间）的宗教信仰[19]。另外，此一阶段（包括清末、日据时期）台湾佛教本身也形成几个主要的流派（宗师），像是：「台南开元寺派」（传芳、玄精）、「苗栗大湖法云寺派」（觉力、妙果）、「基隆月眉山灵泉寺派」（善智、善慧）、「高雄大岗山超峰寺派」（义敏、永定）以及「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派」（宝海、本圆），同时，这些流派均与福建鼓山涌泉寺有深厚关系渊源（闽南佛教），在传灯法脉上属于禅宗，并且这些宗派的开山祖师或中兴祖师均为本省僧侣，而这也是台湾佛教走向独立的开始。

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佛教

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败绩，割让台湾，日本统治开始，台湾的本土佛教开始有了不同面貌。[20]把日本据台后的宗教政策，分为三个时期：伪装信仰自由（1895─1911），笼络期（1912─1925），和消灭期（1926─1945）。在最初十几年的第一个阶段里，日本政府虽然施行宗教自由政策，并不主动干涉台湾居民信仰内容，但根据江灿腾的研究，纵使在日据时期的最初十几年里，台湾的佛教已然发生微妙的变迁。台湾佛教在这时出现了全岛性的道场联盟，其中尤以曹洞宗和临济宗的联盟最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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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法派（月眉山灵泉寺派、大岗山超峰寺派、大湖法云寺派和观音山凌云禅寺派）即分别加盟这两个系统。江灿腾认为这些加盟的寺院，在日本佛教道场的领导下，一方面教授日文和佛法，一方面也在经济上和组织上相互支持，因此和原有斋教的封闭性大不相同。[21]

日据时期，有些台湾寺庙加盟日本佛教是出于恐惧，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发生。这是因寺庙在当时，往往被当成一种公共空间，经常为交战中的军队占用，虽然日本政府规定军队不得滥为损害旧惯，也不可以破毁神像，散乱神器等行为，[22]但是对寺院的负责人来说，在日本占领之际，不知道自己的寺院会沦为何种命运，于是想到借日本佛教界的庇护，以求平安，才会纷纷加盟附属的日本佛教之下。[23]例如：台南成立了「爱国佛教会台南斋心社宗教联合会」，加入的斋堂达十四个之多。在〈临合约束章程〉中，除强调守法、纳税、不参加教外结党或让不轨之徒入会外，还特别规定各斋堂要建立个人档案，详细登录个人数据，以备稽查，台湾的斋教从此转趋保守。[24]

1915年4月，日本统治台湾二十年，经历一连串的抗日事件之后，甲先埔等地又爆发了由余清芳、江定、罗俊等人所领导的大规模武装抗日事件，台湾人民被杀害不计其数，被捕两千人，被判死刑的多达八百六十六人。抗日分子以西来庵为连络中心，所以此事件又称作「西来庵事件」。

皇化运动是一种同化为日本人的运动，包括普及日本语、崇敬神社、打破不属于日本人的陋习等。这个运动的本体包罗万象，但其完成必须以「信仰的皇民化」为必要条件。[25]这里的「信仰的皇民化」，就是所有的台湾人都瞻仰日本的神，赞美日本的神，相信日本的惟神之道无上真道，并进而成为自己的生活规范，且将这个规范纳入实际生活具体实行。陈玲蓉曾指出，为达成信仰皇民化的目标，日本政府施行了三种措施：[26]

1.神宫大麻的奉祀。2.正厅改善运动。3.寺庙整理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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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至1942年止，经过上述三项被整理过的寺庙斋堂数是1098，约占总数之三分之一。[27]根据李嘉嵩的统计，大部分被倒毁的寺庙或神像都是民间信仰，斋堂佛像只占小部分。[28]亦言之，日本殖民政府的寺庙整理运动，主要是以民间信仰为对象，对台湾佛教的影响较小，不过，日本政府的「寺庙整理」政策，虽然不包括一般佛寺，但却规定，每一佛教寺院必须派出僧侣一人，至日本或到台湾的佛教中学林进修。

这一做法把台湾佛教的日本化或现代化工作更往下发展，假以时日，台湾佛教必然全盘日本化。但因执行期间很短，日本就战败投降，日本化的进程因而中辍。而国民政府接收后，又展开一连串的「去日本化」工作，台湾佛教于是经历了另一次的转折。[29]

伍、台湾佛教五十年来发展经验的回顾与检讨

一、台湾佛教发展的复苏征兆

(一)信仰由博杂不纯而渐趋统一：民国四十年以前，台湾正统佛教有四派，此即眉山派、观音山派、法云寺派，与大岗山。斋教有属于龙华等派的各地斋堂。日本佛教则有日连宗等派。此外也有不属于这三个系统的无数零星寺院。对于如此复杂的佛教派别，以及经过错综变化的宗教行为，不论从大陆来台的佛教是如何地正统，要短时间扭转当然是不容易的。不过，大体而言五十年来，这方面的成就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即使目前的全台佛教并没有百分之百地纳入大陆佛教体系，但是大陆佛教之主流地位的确定则是毋庸置疑的。大陆佛教之主流地位的确定，可从下列现象看出来。中国佛教会是全国最高的佛教组织，负责人绝大多数是大陆系的。尽管其中的理监事及省市分会的干部成员，也有若干名属于传统台湾的佛教系统。每年一度的三坛大戒法会，将清代以来大陆宝华山的传戒规范移植到台湾来，也给台湾佛教树立一坚定不移的佛教准绳。[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