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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密的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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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密借助东瀛之地得以完好保存,并反哺华夏,早在七祖惠果和尚的预料之中。据史料记载:

  惠果和尚乍见空海,含笑喜告曰:“我先知汝来,相待久矣,今日相见,大好大好。报命欲竭,无人付法,必须速办香华,入灌顶坛。”于是,三个月将两部大法传承完毕,又嘱空海曰:

  “……早归乡国,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则四海泰,万人乐,是则报佛恩师德,忠于国孝于家也。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汝其行矣,传之东国,努力努力!”

  “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意思是说,应当明白有义务、有责任供奉两部大法,并弘法于华夏。

  这是惠果祖师的预言与期待,也是华夏有情的心愿与期望。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一时复兴

  唐密在唐中期曾盛极一时,然至晚唐已露衰微端倪。到了宋代,虽尚有法贤、施护、法天、天息灾等一批译师继续译出大量密部经论,然在教理上已无多发明。元代弘传藏密,明清两代亦尝对其扶植,但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同时,其流传也仅限于宫廷和贵族阶层,民间是不得随意传授真言密法的。因此,总起来说,唐密自元代以后,在中国内地基本上是中断了。而这中断的唐密,却在民国时期得到一时复兴,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大奇观。

  最早赴日学密的是江西的桂伯华。他大约于清末的1906年前后赴日本留学,到民国四年即1915年三月病逝于东京时止,计有十余年,但其在国内影响却甚微。随后,出家僧中赴日学密的逐渐增多,先后有大勇、持松、显荫、纯密、谈玄、曼殊揭谛等在日本高野山学习密法后带回本国。居士界则有王弘愿、顾净缘、李诩灼,程宅安等。

  当时的佛教界领袖太虚大师对此十分关注,曾说:“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考其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显荫诸师耳,故真能荷负吾国密宗复兴之责任者,亦唯其三人耳。”(太虚《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趣势》,文载《海潮音文库》二编《真言宗》)

  大勇法师于1919年依太虚法师出家,1922年冬入日本真言宗高野山大学,专修密法,经一年左右,得阿阇黎位,乃于1923年10月回国,仅三、四个月即先后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开灌顶坛十余次,皈依及学法者达数百人之多。一时,中断千年之久的唐密,顿显重兴之势。但由于当时学法时间短,且侧重事相,忽视教相,大勇对密法的理解受到其师金山穆韶的批评。金山穆韶大阿阇梨在《弘法大师之佛教观》中说:“然嗣后于支那刊行之《海潮音》之杂志,见有大勇法师发表于关于密教之论文,似于弘法大师之佛教观,有不充分纳得大师教义之处,甚为遗憾焉。由是,余草一文,欲匡法师之谬见。”然佛法深奥,有情体悟各殊。大勇法师后来转而入藏,惜中途病故。

  持松法师与大勇法师同时赴日,于高野山依金山穆韶修学古义真言宗密法。他在得阿阇黎位后,于1924年春回国。先于上海传法,后于是年夏应邀至武汉任洪山宝通寺住持,并开坛传法。是年秋,由湖北督军萧耀南发起于宝通寺做《仁王护国般若经》大法会七日,并举行结缘灌顶。在此七日法会中,每日来受法者有数百人,盛况空前,殊胜异常。法会后,萧督对持松法师大为敬服,随皈依密教,并捐巨资在宝通寺内建造法界宫、瑜祗堂、五轮塔,购置各种法器,请人绘制诸尊曼荼罗,使洪山宝通寺一时成了唐密重兴之根本道场。后法师又再次赴日,再得新义、古义真言宗阿阇黎位,并专习台密仪轨,与事相教相均融会贯通,影响甚巨(详见后文)。

  显荫法师于1923年冬到达日本高野山的,与持松法师一样,依高野山天德院金山穆韶阿阇黎修密法,受灌顶法。次年春回到上海,然仅过半年即因病圆寂了,年仅二十四岁。显荫法师天资聪明,慧解过人,可惜未能展其雄才,骤而英年早逝。

 

  第二节 显密圆通的持松法师

  持松法师(公元1894-1972年),现代高僧。俗姓张,法名密林,因慕名玄奘,自号师奘沙门,因修密受灌顶,又号入入金刚。法师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县(现荆门市)沙洋的一世代书香门第。17岁时感人生之无常,投铁牛寺出家,后往远安县观音洞居住。1913年往汉阳归元寺求戒。戒期后,往禅堂,一心参禅。1914年,适闻月霞法师在上海办华严大学,欣然投试,被录取,师事三载,对大小乘经论,各宗教义,深有所得。1917年随月霞法师赴归元寺及宜兴、盘山。七月随居常熟兴福寺。半年后,月霞法师示寂,次年二月,嗣法月霞法师接任兴福寺住持。五年中:偿还积债,赎回寺产;两次传戒;设华严预科学校;授课之余,撰《摄大乘论义记》十卷,《释迦如来一代记》一卷。1921年,受太虚法师之邀于杭州净慈寺讲《八识规矩颂》,再次传戒,度僧百人。次年春,先赴汉口九莲寺学校,讲《摄大乘论》,旋至武昌佛学院,讲授《观所缘缘论》、编《观所缘缘论讲要》一卷。后杖锡安庆迎江寺,讲《十二门论》。1922年冬,因阅《法车仑宝忏》,深感瑜伽宗密义难解,且原在我国盛行于唐,久已不传,而今仍盛行于日本,遂立志挽回千载之绝学,毅然辞去兴福寺方丈之职,孤身东渡日本,礼高野山五十世阿阇黎金山穆韶,习古义真言宗,得五十一世阿阇黎位,上师赐灌顶,号入入金刚。后因东都地震,加之川资告磬,遂归国,旋赴杭州菩提寺为信众结缘灌顶。1924年春,武汉佛教界暨两湖巡阅使萧珩珊(萧耀南)、李香庭、汤乡明、李开先、陈元白等迎请来鄂主持武昌洪山宝通寺。法师来此,讲经传法灌顶几无虚日,其《自述》说:“两年中,先后受灌顶者数万人,是五代以来所未有也”。

  1925年秋,法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参加亚洲佛教大会。会后至新泻县,从权田雷斧大僧正受新义真言宗各流灌顶,得“新义真言宗传法院流相承血脉――密林第四十九世阿阇梨位”。次年,赴京都比睿山延历寺,习台密仪规。卒业后,再赴高野山依金山穆韶再受三宝院安祥寺各流传授及口诀,兼习梵文文法,得“高野山古义真言宗中院流引方血脉――密林第六十四世阿阇梨位”,尽得铁塔正传血统一脉。1927年归国。抗日期间,法师蛰居欧阳竟无大居士所购赠之上海圣仙寺,杜门谢客,拒敌伪之所诱,如是数载。1947年3月,上海静安寺恢复十方丛林选贤制,法师被推为住持,兼任静安寺佛学院院长。次年创办《学僧天地》月刊,担任名誉社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前有人劝持松法师去台湾,为其婉拒,随继续住持静安寺。1953年,在静安寺设立唐密道场,恢复在我国失传已久的唐密。此后,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上海市人民代表。1956年,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大会。1957年,率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赴柬埔寨参加释迦牟尼涅般2500年周年纪念庆典。1964年,随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并多次出访尼泊尔、缅甸、日本、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1972年法师自感来日不长,墨书毛主席诗词、法华碑文、圣教序、兰亭集序等馈送诸友。11月16日,于入寝定中安然圆寂。法师示寂于上海,而塔于常熟虞山兴福寺,并设纪念堂于静安寺,世寿七十有九,戒腊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