沩仰宗禅法述略（上）
一、道场隆盛的沩山禅
在中国禅宗史上，开宗最早的要数沩山禅，道场规模至为宏大的恐怕也要数沩山禅。
想当年，沩山尚未开发，那里到处峭壁荆榛，周围数百里迥无人烟。灵祐祖师（771年－853年）卜居于是，只得与猿猱为伍，以橡栗充食，其自然条件之艰难是可以想见的。灵祐禅师居山后达五六年之久，而山下绝无来造访者，这便使得誓愿度人的灵祐大师也一时而产生了另择道场之想。但不久，安上座携数僧人从百丈处来此护法，由是徒众日盛，共营梵宇，使当时那个荒芜人烟的大沩山，不久就成了拥有千五六百人共住的大道场，襄阳连率李景让也为之奏号为同庆寺。从此以后，“天下禅学辐辏焉”（见《沩山语录》）。就连青原系禅的石霜、夹山、德山等大德，均有参学于斯的经历，沩山俨然成了当年湘地的禅教中心，在当时的十方丛林中，其规模恐怕也莫有可与颉颃者。
遥思沩山道场的创立，追念灵祐祖师不朽的弘法业绩，则令后学不得不对沩山道场的兴盛作一番历史的反思。沩山道场的盛极一时，固然当首推灵祐祖师的法德高尚；但也不可忽视灵祐祖师在弘法中的种种善巧方便与无碍的慈悲；同时也不可忽视当时丛林诸大德的奖掖；此外，中唐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无宁也给沩山禅师的弘法以无上的助缘。
（一）沩山道场兴隆的外缘
灵祐祖师年十五出家，至二十三岁游方江西，参百丈，乃居参学之首。一日，沩山因百丈叫他拨炉中火而经百丈开示以悟入［1］，旋遇司马头陀之举荐而住沩山。以下，我们权将沩山道场兴盛的外缘略述如次。
1。悬记
要在一个迥无人迹、虎狼出没的地方开辟道场，没有一定的外力为助缘，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沩山能够成为十方最大的道场，也为中国南宗禅创立了最早的一个宗门，这便使得我们不能忽视沩山道场得以成就的外缘了。据《宋高僧传》卷十一所载，灵祐禅师在未到百丈之前，曾游天台，遇寒山子。寒山谓灵祐曰：“千山万水，遇潭即止［2］。获无价宝，赈恤诸子。”后造访国清寺，“遇异人拾得申系前意，信若合符”［3］。寒山、拾得二人，在当时的丛林中是清望弥高的大德，此二尊宿的预言，对于沩山日后的住山弘道，自然是很有奖掖作用的。
2。司马头陀的推荐
再次，灵祐禅师在百丈那里彻了心源后，又获得了司马头陀的推荐而住大沩山，这无宁是灵祐弘道的又一增上缘，据《沩山灵祐语录》所载，司马头陀一到百丈，便先举‘野狐禅’公案问灵祐，灵祐便以手撼门扇三下，司马云：“太粗生。”灵祐曰：“佛法说甚么粗细！”这场勘辨，使司马认识了灵祐这位禅门大法器。司马不久又从湖南游方至百丈，告诉怀海禅师说：“顷在湖南寻得一山，名大沩，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所居之处。”（见《沩山语录》及《传灯录》）当百丈问他何人可住此山时，司马便要求亲见此人。当时百丈门下华林首座出来要求住持，但经司马勘辨认为未可；讫乎身为百丈典座的灵祐走出，司马一见便说：“此正是沩山主人也。”对于司马头陀的行状，我们虽一时难以找到可征的文献，《景德录》卷九《沩山传》正文的夹注谓“司马头陀参禅外，蕴人伦之鉴，兼穷地理，诸方创院多取决焉。”他能坚持行十二头陀行，热情襄助丛林办道，他至少可以说是当时丛林中颇有声望的大德了。有这样的人出面来推荐沩山住山，自然给灵祐的出住沩山，开辟道场，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3。百丈扶持
再则，百丈禅师对于灵祐的住持沩山也是极力扶持的。当年灵祐住持沩山，在经过六七年之久而无人上山时，就连灵祐自己也认为如此居山独善，而无益于弘法，渐生下山之念。恰在此时，懒安上座率数僧从百丈处来，辅佐沩山道场。“自后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众共营梵宇”（见《沩山语录》），沩山道场从此便初具规模。
4。丛林地理位置
丛林内部的扶持，是灵祐创立沩山道场的外缘中的决定因素。因为任何道场的建立，离开了丛林内部的扶持，都是不会圆满的。但另一方面，道场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环境，也是与道场的兴旺至关紧要的。历代祖师的开创丛林，几乎都有一个同样地过程，许多禅师游方参学，习定于山中数年，最终才选定他所认为满意的道场。沩山地处湘中偏北之处，北邻常澧二州的古驿道，有药山、夹山、德山等祖庭分布于斯；东面处通往赣州的要道，有鹿苑、石霜、道吾等禅宗古道场分布于斯；且东面的驿道又与洪州相通，此地故又成了洪州的大德游方的必经之地；其南方有南岳胜地、云岩道场。沩山处在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上，固然是十分有利于接应四方禅众的。据《沩山语录》与《传灯录》等文献所载，当年曾参学或游方至沩山的大禅师就有五台隐峰、归宗智常、道吾圆智、云岩昙晟、石霜庆诸、夹山善会、德山宣鉴、九峰道虔、疏山匡仁等。在诸大德中，大多是开宗阐教的一代尊宿，或是一方道场的开庭祖师。可见沩山当年不只是一个大的禅宗道场，而且也可以说是一所培养禅门硕彦的大学堂。在这一点上，除了灵祐祖师自己具有善接群机、广弘万品的道行以外，恐怕也与当年沩山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沩山的山川形胜宜作大道场等因素分不开。
5。历史条件
再以历史条件上看，灵祐禅师的住持沩山，也正是处在南禅的盛弘时期。据《宋高僧传》卷十一所载，灵祐禅师于“元和末，随缘长沙，因过大沩山，遂欲栖止。”今衍为西历，大约在820年左右，是时青原、南岳两系禅正处兴盛时期，加之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使北方长年处在战乱之中，北民南徙，他们多数遁入丛林，更使禅门一时勃兴。而沩山不但地理形胜，而且所处地理位置又甚宜弘法，因而成了常住达近千六百人的大道场。
此外，沩山之所以能成为大道场，还与当时的地方及中央政府的积极支持分不开，据《宋高僧传》与《传灯录》所载，当安上座等率僧来沩山护法后，遂使沩山的梵宇得以建成，“时襄阳连率李景让统摄湘潭，愿预良缘，乃奏请山门号同庆寺。”（见《宋高僧传》卷十一）沩山的寺院一旦竣工，不但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这便为灵祐禅师的弘法造成了一种合法而又稳定的政治环境。再则，当时身为宰相的裴休也对灵祐禅师十分亲善，这对于提高灵祐禅师在丛林中的声望，使之具有种种弘法的方便，无宁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沩山道场尽管在会昌法难时未能免于大劫，就连灵祐禅师本人也枉遭澄汰。但会昌法难一过，身为湖南观察使的裴休，对灵祐禅师“固请迎而出之，乘之以己与，亲为其徒列”，相国崔慎由亦崇重加礼［4］。同庆寺虽曾一度空其梵宇，灵祐禅师也虽一度“裹首为民”，然因地方及中央政府官员的支持，沩山不久又恢复了元气，成了中国丛林中规模超前的大道场。可见，一个大道场的创建与繁荣，不但要有十方丛林及民众的支持，而且还要有政府官员的护持，同时其道场还必须具备有利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等种种优越性。以上诸缘，是成就一大道场所必备的外缘。同时也是沩山道场得以兴旺发达的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