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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鲁寺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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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鲁寺地处日喀则东南约20公里处,自中尼公路下车,便可遥望见被一片葱绿簇拥的夏鲁寺。步行约50分钟,夏鲁寺已尽收眼底。一座宁静而古朴的村落中央,高耸着一组错落有致的寺院殿堂。红色的墙壁覆以翠绿色的琉璃瓦屋顶。牙檐高啄,俨若螭龙斗角,在夕阳的余辉中尤显辉煌夺目。飞檐下的小吊钟,在微风中摇曳,不时发出清悠的奏呜,如环佩轻击,如玉手重奏,令人如醉如梦,荡气回肠。

  进入山门,庭院回廊环合,青石铺地,左右对角,挺立着两棵参天古柏,它向人们宣示着这座寺庙悠久的岁月。这是一幅色彩浓郁苍邃、玄妙人化的立体画卷,也是一首意境浑厚的抒情诗章。

  夏鲁寺始建于公元1087年,藏历第2绕迥阴火兔年(宋哲宗元佑二年)。时值藏传佛教后宏期,有一僧人名吉尊西绕俊乃,自幼进入佛门,跟师傅洛顿多吉旺秋学法。后来,为宏扬佛法,决心自己兴建一座寺庙,便请教师傅寺庙建在何处为好?师傅听罢吩咐徒弟拿弓箭来,师傅随即拈弓搭箭,拉满弓弦,只听腾的一声弦响箭落,师傅指指箭落的地方,肯定地说:“那就是你兴建寺庙的地方。”吉尊西绕俊乃飞步跑到箭落的地方一看,利箭正好穿中了一片油菜嫩叶,吉尊西绕俊乃便遵师意在此兴建了一座寺庙,并命名为夏鲁寺(意为嫩叶寺)。这段不寻常的传说,对夏鲁寺的由来,作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诠释。但传说毕竟是传说,从历史角度考虑,我更倾向于--时值藏传佛教的后安期,促进教法昌盛,自然是僧人的最高理念,吉尊西绕俊乃期望自己兴建的寺庙和他所信仰的宗教像(新生嫩叶)一样蓬勃发展,这恐怕是吉尊西绕俊乃命名的初衷。藏族对某些事物的命名,往往不与主体内容直接挂钩,而是以象征或比喻的手法命名和命题。如《贤者喜筵》,此书乃历史名著,但从其书名看,似乎与本书内容毫无干系,然而作者匠心独运地用了一个轻松愉快、令人读欲顿生的比喻--读了此书,就像贤者享受了一顿惬意的美筵一般。又如《蓝琉璃》,此书为医学名著,以此比喻该书就像蓝宝石一样光彩夺目,多么具有诱感力的美丽命题。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夏鲁寺的外观风格,全然汉式,红墙框架,覆以琉璃瓦大屋顶,飞檐翘角,吉兽盘居其上,凝神瞠目地向着远方,以示自己竭尽职守。走进殿堂僧舍,梁柱门窗结构和设施,又是地道的藏式风韵。这是一座典型的汉藏合璧式建筑。这种汉藏建筑文化的融合在西藏并不多见,在西藏建筑史上,堪称独树一帜。

  西藏凡是著名的寺院,其主殿顶部都是以铜皮鎏金顶。而独有夏鲁寺的殿顶是翠绿琉璃瓦。此瓦从何而来?使我产生了兴趣。据赤来曲扎先生所撰《西藏风土志》一书中所云:公元1333年吉栽重建夏鲁寺时,从内地请来很多汉族工匠师傅,并从内地运来了琉璃瓦,瓷雕、方砖等。我对后者说法,甚表疑义,因为在六百多年以前,交通极端落后,而西藏又是地广人稀,高山大川交错,道路维艰,运行一个单程,少说也得四五个月之久,何况这些制品既重且易碎,不管用牦牛还是用马驮,途中货驮上上下下,碰碰撞撞,即使能运到目的地,恐怕多已成为破碎不堪的废品,岂不是劳民伤财又误事么!我想当事者不会不认真考虑这一点。据1983年该寺管委会主任格桑法师讲:“琉璃瓦是由汉族师傅的指导在墨竹工卡地方烧制的。”我以为他的说法有较大的可靠性,其理由有三:①墨竹工卡地方挂釉陶器比较发达,具备了烧制琉璃瓦的基本条件;②墨竹工卡至夏鲁寺单行运程只有10多天,运输相对容易;③夏鲁寺一带系沙质土,不易烧制陶制品,因此排除了当地烧制的可能。当然也不能排除距夏鲁寺更近而又具有条件的地方烧制,但迄今未有人提出这一说法,若要进一步考证,恐怕是史学家的任务了。但有一点无庸置疑,夏鲁寺的重建,从内地和尼泊尔聘请了大量各类工匠师傅帮助建成。这除了代代口头传说的史料佐证外,还有迄今矗立于世的带有浓厚汉式风格的建筑,这是权威的证据。此外,还有大量壁画与当地画师的风格有明显不同。当地画师绘画风格,带有典型的“藏择”画派(日喀则画派)风格。布局疏放,线条简约,色彩厚重,喜欢用暗红暗绿色作为主体色调,故有人以形象并带几分恢谐地称“日喀则画派”为“傍晚时分”。而汉族画师的作品则构画细腻,线条流畅且疏密适当,色彩丰富。其内容也带有明显的汉文化的特点--房子是大屋顶,服饰具有唐宋的特点,宽衣大袖。帽子也是唐宋时代官员或士大夫所戴的帽子。图中的大车造型,与内地的大车别无二致,赶车人也是汉人模样。图中还出现了汉人普遍喜食的包子馒头,其形状和现代的一模一样。这些风格迥异内容殊途的壁画,当属汉族画师所作无疑。她有力地证明了为重建夏鲁寺确从内地请来了一批各类汉族工匠师傅。当我兴奋地欣尝这些不寻常的文化遗迹时,我对他们十分感佩和敬重!六七百年前他们离乡背井,万里迢迢来到这野乡僻壤,为共建中华文化宝库,共筑藏汉民族团结的大厦,留下了煌煌伟业,永垂青史。此时,勾起我一个念头,我想努力去发掘他们的尊姓大名,在每一个可能落款的角落搜寻,但没有成功。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文化交流和传播友谊的使者,他们将永远载于西藏史册和共创中华文明的史册。

  在此期间,西藏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布敦大师作了该寺的住持,他对佛学深有研究,对显密二宗的经典做了大量的整理、订正和注释工作,编篡了《大藏经·丹珠尔》部,还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最有名的为《善逝佛教史》,也称《布敦佛教史》。他活了74岁(1290-1364),一生的著、疏等作,堪称“汗牛充栋”,并有独到之见,在当时佛坛中自成一派--夏鲁派。寺以人贵,夏鲁寺从此名声大振,享誉禅林。

  夏鲁寺还有最值得喇嘛们骄傲的镇寺四宝。对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常常不厌其烦地向其介绍。我们非常幸运,当时寺庙管委会主任格桑大师亲自带我们参观并讲解。

  第一件宝是二楼大殿天井中央放有一块方形石头水池,据说是建寺师祖吉尊西绕俊乃用过的洗面盆,大小约半个平方米,水池凿制粗糙而不规则,里面常备清水,因为这是先圣的遗物,所以倒入的清水也就成了“圣水”,以供朝佛者洒在头上,以佑吉祥如意。还有更玄妙者--当雨水灌满石盆时,任你怎样倾斜,水都不会流出来。我们对这超自然力的神奇,并没有产生很浓的兴趣,只是故妄听之。

  第二件宝是一块约2尺见方的拼经板,据说是用108块小木块拼成的,每块有一字,来此朝佛的善男信女,谁能得到这块经板印制的经文,是一生之大幸。据格桑主任讲,这块拼经板已有七百年的历史,算来应是布敦大师时期的遗物。依照先师之训,此经板不能拆开,否则就再也拼不起来,后人也就小心谨慎地藏之敬之,不敢违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