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苯教史料来看,佛教试图传入吐蕃的年代比这还要早得多。根据苯教历史文献的零星记载,茨程坚赞的《雍仲苯教志琦珠项饰》比较完整地描述了七赤天王中最末一位桑赤赞普时期,佛教曾经试图北传吐蕃的历史事实:
在佛祖释迦牟尼时期未曾教化的魔王阿蒙曲波(nga—men—chos—po)被驱逐到巨大的黑暗之中,因为他前世造孽和恶发邪愿之因,来到古天竺边境,身披人皮,手持金刚杵和法铃,蛊惑人心,游说雍仲苯教是谎言,故众生应信佛。说他有成佛之法,如想成佛,必须拜他为师。然后 将拜他为师的弟子们杀死并食之,将人皮和衣物藏匿于洞窟后说这些人已经成佛,远离尘世而去。还让有些人喝毒酒,几天后说他们逆缘未尽,无法超度,并将其食之。在色究竟天(vog—min)的辛绕弥沃为三十三界的神子丹巴多噶尔(tam—pa—tog—dkar)授予不忘陀罗尼法(mi—brjed—pavi—gzungs)之灌顶,加持其为言教之化身并令其降魔。该神子被生为净饭王之子,即释迦牟尼佛,他下凡降伏了阿蒙曲波,普渡众生,教化四方,成为慈悲的化身。由于受到佛苯斗争的影响,这个故事中的传教活动被妖魔化了,但手持金刚杵和法铃的法相无法掩饰他们的宗教归属,有意思的是最终降伏这个妖魔的又成为佛祖释迦牟尼。更重要的是,这些佛教徒的活动发生在吐蕃。显而易见,虽然这个故事已经因为后人的加工而变得面目全非,但是,其中的核心故事是佛教曾经试图北传吐蕃,但因遭到苯教徒的抵制而未能如愿。从这样的历史记载来看,佛教最早试图北传吐蕃的历史年代应该是桑赤赞普时期,而不是佛教文献记载的拉脱脱日时期。那是藏族历史上佛教和苯教的第一次文化冲突,其结果是以佛教的败北而告终。其主要原因应该是佛教的北传遭到了苯教势力的极力抵制,加上没有得到吐蕃王权的支持,北传吐蕃的政治条件尚未成熟。拉脱脱日时期应该是印度佛教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试图北传吐蕃,至少目前可以接触到的历史记载是这样。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由于苯教作为本土宗教在西藏拥有的正统地位和根深蒂固的信仰基础,在公元7世纪以前的几次北传吐蕃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
除了上述记载以外,《世续题解详传》也记录了佛教在吐蕃的踪迹:“止贡赞普为野居神(thevuring)宁务尔(snying—u—wer)的化身,佐曾噶尔(gtsod—tshim—dkar)做他的古辛,止贡赞普时期吐蕃几近崩溃,佛教也曾出现在吐蕃”。“因施佛的止贡赞普被弑,佛教未能在吐蕃传播。”这同样说明,佛教试图往吐蕃传播决不仅仅是拉脱脱日年赞时期。当然,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尚无法判断上述止贡赞普时期的佛教是桑赤赞普时期佛教在吐蕃传播的延续呢还是另一次新的尝试,因为桑赤赞普的继任者就是止贡赞普。另外,因为止贡赞普被弑,佛教在吐蕃未能传播,这说明他是支持佛教在吐蕃的传播的,那么,他的被弑是否与他信佛和支持佛教有关呢?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那时候印度的佛教早就绕道西域传到中原并得到相当的发展,也就是说,佛教文化对吐蕃已经形了包围圈。
三、苯教在吐蕃经历的第一次法难
在吐蕃的雅隆部落开始崛起的同时,象雄的雍仲苯教开始传到了吐蕃。在吐蕃赞普们的极力推崇甚至身体力行的感召下,象雄的雍仲苯教首先开始在吐蕃王室流传,史称许多国王都是苯教虔诚的修行者,如吐蕃第二代赞普牟赤赞普不仅是一位雍仲苯教在吐蕃的大力推行者,而且是一位虔诚的苦修者。他从象雄邀请了木卡布木布(mu—kha—spo—mi—spo)等属于象雄王室的苯教师来吐蕃传教,极力推行苯教的传播,苯教史家认为他苦修吉邦桑巴(spyi—spungs—gsang-ba)得到共同和殊胜成就,因而被列为苯教密宗传承吉邦桑巴的传人之列。在这种时潮的影响下,不仅吐蕃的王室笃信苯教,而且苯教开始在民间广泛流行并逐渐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其直接结果导致了苯教历史上第一次法难,即止贡赞普灭苯。根据苯教史书记载,从吐蕃第二代赞普聂赤赞普开始,每一位赞普都有一位或两位甚至多位古辛(sku—gshen),古辛是国王的苯教师和御医,基本上都是从象雄邀请来的。由于当时吐蕃赞普的大力推行,又从象雄邀请了许多苯教师来吐蕃传播苯教,到了第八代国王止贡赞普时期,苯教在吐蕃已经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普遍信仰,因为越来越多的赞普也信仰苯教,有些赞普的古辛俨然成为凌驾于赞普之上的教主,在政治势力的纵容和民间信仰的普遍尊崇下,古辛的权利开始膨胀,他们不仅从精神上左右赞普的思想,而且开始干预朝政,这种情势越演越烈,最后威胁到赞普的王权及其统治。所以,曾经大力推行苯教的赞普开始转变对苯教的态度,止贡赞普下令说:“在这块土地上,容不下我的王权和你的苯权,把苯教徒全部驱逐出去”,这里所指的“苯教徒”就是从象雄邀请的古辛们,他驱逐了从象雄邀请的苯教师,强行压制吐蕃苯教徒的势力,解散苯教的权利集团,将以古辛为核心的苯教权利集团彻底摧毁。这就是苯教历史上的第一次法难,有些苯教史家将此前的苯教史称为苯教前宏期。
紧接着,在与他的一个大臣的格斗当中,止贡赞普被神秘地杀害。虽然关于他的被弑有许多说法,但最主要的也是最令人信服的原因是因为他灭苯,让笃信苯教的大臣杀害了。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来看,止贡赞普的灭苯和被弑很典型地反应了宗教与王权之间的斗争。虽然由于王室的极力推崇使苯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当苯教的发展已经超越了统治阶级能够承受的极限,威胁到他们的政治利益时,苯教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同样,由于统治阶级对宗教采取极端的手法,使苯教超越王权的企图得到了抑制,甚至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但是由于他所采取的非理性的手段深深地伤害了苯教徒,导致了苯教徒同样采取极端的手法来对付王权,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纵观世界各种宗教,大多数宗教是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助、友爱等人类共同崇尚的道德规范之上,但也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宗教的极端性。任何宗教都认为自己的主义及其传承是惟一的、至高无上的,因而极力排斥其他宗派或者世俗势力,这种极端性酿造了人类历史上无数个悲剧。止贡赞普的灭苯行为非常过激,他肆无忌惮,滥杀无辜,最后造成了他和他的王权的短命。不管是苯教徒们还是止贡赞普及其王室,他们都没有正确地认识当时社会的需要,没能适当地控制自己的私欲,没能准确地把握行为的度量,因而造成了历史上的这一惨案。
止贡赞普以后,出于安定当时社会的考虑,他的继承者布德贡杰改变了一味地驱逐苯教的做法,他既没有给苯教徒过分膨胀私欲的空间,也没有完全否定苯教在吐蕃社会中的作用。这种试图与苯教徒和平共处的做法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延续到佛教初传吐蕃的公元7世纪。在这时间里,苯教经历了一个相对平和的发展时期,这也是政权和教权互为依存,相对平衡的一个时期,出现了圆满四苯王等大兴苯教的赞普。他们依然按照传统从象雄迎请了古辛,这些古辛们从象雄带来了苯教的医术及其不同文化内容,还在吐蕃建设了许多苯教的塞康即神堂,这种神堂在后来就成为苯教寺院的雏形。从止贡赞普至南日松赞期间,吐蕃社会稳定,宗教发展,文化繁荣,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宗教与政权之间保持了一个相对的平衡,没有引起社会动荡的极端行为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