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上述两种文化的结合，自然有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那就是吐蕃王室的强有力的支持，那么，这种强有力的支持的历史动因是什么呢？虽然7世纪在吐蕃的苯教应该是早已经被完全统一了的雍仲苯教，而不是互不统属的原始苯教，但是，产生于部落割据社会中的苯教的原始性和地方性仍然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类似象雄十八王国的互不统属的地方割据政权是古代象雄社会长期占有主导地位的主要的社会政治制度形式，原始苯教时期各种原始的苯相互间毫无关系的分散形态及其相对独立性完全符合地方割据政权的社会形态，加上原始苯教中神山崇拜同样适合于这种社会形态，每一个神山护卫和保佑着一方平安，每一个部落或者王国供奉着自己的神祗。虽然藏史罗列了从聂赤赞普到松赞干布全部王统并将其列入了正统的吐蕃王统里，但在松赞干布之前，吐蕃的赞普仍然只是雅隆河谷的地方王统，与后来的吐蕃王朝不能同日而语，整个青藏高原仍然处于部落割据，占山为王，在各个山神保佑的分散状态，因而苯教还是比较适合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态的。但是，到了松赞干布时期，政治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了一个自从聂赤赞普以来的长期酝酿，和南日松赞和松赞干布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吐蕃王朝横空出世，建都逻些（拉萨），那时候，松赞干布的视野就不像他的父辈们那样仅仅局限于雅隆河谷，而是放眼于整个中亚，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决定了他不可能陶醉于冲出雅隆河谷的胜利之中，而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吐蕃王国，将自己的胜利推向整个青藏高原。任何新的政权的诞生都伴随着一场精神文化层面上的变革，需要有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来支持他的政治抱负和新的社会体制。

　　从佛教在亚洲传播的历史上看，它在许多地方的初传时期都首先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然后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下得到发展，或者在传播当中往往受到权利阶层的鼎力相助，它似乎跟统治阶层有不解之缘，个中缘由并不难理解。首先，佛教主张普渡众生，它将芸芸众生作为解救和超度的对象，不分国度、不分种族、不分肤色。对于刚刚冲出雅隆河谷的吐蕃王室来说，这是一种异常宽阔的视野，加上佛教提倡慈爱、友善、和平，这种博爱的精神在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民不聊生的社会里尤其难能可贵，统治阶级当然希望普渡众生的佛教能够使人们和平相处，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其次，灵魂转世、因果报应的思想能够使众生认命，因为今生的富贵贫贱都是前世的因缘所致，不是抗争所能改变的，王侯将相的地位、权利和财富，布衣平民的贫贱和苦难都是前世因缘的直接结果，贫民不仅不应该嫉妒别人的地位和权势、觊觎别人的财富，相反，应该安于现状，与世无争，行善积德，苦修来世。这种思想的普及大大有利于安抚那些不安于现状，愤世嫉俗，揭竿抗争，对统治阶层构成威胁的人群，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再次，佛教的出世思想视世间为无边的苦海，提倡人们看破红尘，摆脱苦海，只求再生极乐世界，这种思想同样引导人们追求一种虚无飘渺的“乌托邦”，永远也无法企及的精神世界。统治阶级看重的就是这种不与他们争权夺利的超脱感。松赞干布武力征服青藏高原，统一诸部以后就需要一种能够安抚人心的人文关怀，救世人于苦海的良方，使人们尤其是被武力征服的对手们能够心悦诚服，心安理得地对他俯首称臣，印度佛教的理论恰好迎合了统治阶层的需要。这可能就是他大力推行佛教的真正动因。
 
　　综上所述，从一个无法确定的年代开始，各种各样的原始信仰以被称为世续苯教的形式存在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各种起源、教义、仪轨和功能都不尽相同的原始信仰遍布整个青藏高原。辛绕弥沃的诞生及其创始雍仲苯教至少从形式上结束了世续苯教的时代。虽然我们尚无法真正了解当时雍仲苯教初创时期的真实面貌，但随着聂赤赞普时期从象雄迎请南喀囊瓦多坚(nan—mkhav—snang—ba—mdog—can)来吐蕃传播苯教开始，雍仲苯教开始出现在吐蕃的历史舞台上。当然，所谓的雍仲苯教并非一个全新的宗教，而是建立在世续苯教的基础上，其中苯教九承理论结构中的四因承即恰辛、斯辜、囊辛和楚辛实际上就是世续苯教的内容。后来归入了雍仲苯教并被传到了吐蕃，在止贡赞普时期甚至到了威胁王权的地步，可见苯教在王室的发展。另外，佛教绕道西域于东汉光武帝时期就传到了内地，实际上对吐蕃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但一直到400年以后的唐代贞观时期才传到吐蕃，这同样说明了苯教在吐蕃的实力。因为佛教和苯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及其价值取向，因而，当这两个宗教形态接触以后，二者之间必然产生竞争，尤其是当一个宗教来到另一个宗教的传统领地寻找立足之地时，二者之间产生竞争是必然的，这是一种必然的文化冲突。这个冲突在后宏期佛教逐渐占有主导地位后才见分晓，最终以苯教的败北而告终。但是，苯教不仅顽强地生存到现在，它在藏族中留下的深刻的文化烙印已经成为这个民族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其对藏族的心理素质、文化心态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并不亚于佛教，而且从历史和文化的层面上看，正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作者简介] 才让太，藏族，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