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十三年（1674），五世达赖喇嘛与蒙古和硕特部丹增汗派遣蒙藏兵进入结打木（大中甸）和杨打木（小中甸），平息了以中甸嘉夏寺为首的本地噶玛教寺庙僧侣及土司借吴三桂反叛之机挑起的武装叛乱。率兵进驻此地的蒙藏兵将领巴图台吉把中甸献给五世达赖喇嘛作为寺庙庄园。康熙十四年，达赖喇嘛上奏朝廷曰：“吴三桂曾取结打木、杨打木二城，今已发兵攻取，防守沿边。”于是，中甸大兴格鲁派黄教，兴建寺庙。康熙二十二年（1683），奏请皇帝恩准，并由五世达赖择址赐名的中甸“噶丹松赞林”寺，在原噶玛噶举派孜夏寺废址上建成，康熙帝降旨，敕度牒330份，由西藏派遣木洛昂汪诺杰任掌教，划给70户农奴作为供养庄园的神民户；派遣举玛顷则管理僧众日常佛事活动及所需财源，划拨300户农奴为供养僧众的教民户。大寺正中供奉金龙牌位“皇帝万岁万万岁”，前排正座供奉五世达赖喇嘛等身铜像。

　　清雍正元年（1723），蒙古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发动反清叛乱，波及中甸。次年，清兵进驻中甸，中甸番夷头目率众投诚纳土。于是，中甸正式划归云南管辖，建厅设治，“改土归流”。乾隆年间，噶丹松赞林寺僧人猛增至千人，云南部督庆秒上奏“议将现在（中甸）喇嘛酌留400名给与度牒，余令还俗，并请裁减青稞口粮”，以便削弱中甸僧侣贵族势力，强化流官实力。朝廷商议以为，在藏区实行“改土归流”不宜采取冒急态度，否则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应采用元朝时期那种“以其俗而柔其人”的战略方针，在云南藏区实行“土流并存”的行政体制，并像康熙皇帝那样大力扶持格鲁派藏传佛教。于是，乾隆皇帝以信黄教“所以顺人情，安国俗也”的策略，采纳部议“中甸地方居民俱系番地唐古忒族类，以供佛崇僧为务，不便将喇嘛无故逼勒还俗”，将中甸松赞林寺喇嘛额定为1226名，并于公元1740年降旨，不但不裁减松赞林等寺院的喇嘛，而且在该寺原享受皇粮数不变的基础上，每年还额外“著加赏青稞三百石，即于岁征中甸额数内支给”。允许僧侣享有过去已享有的各种特权，并要云南藏区土、流官与宗教势力结成“政教联盟”，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封建农奴制度。因此，中甸松赞林这座滇西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在藏区百姓心目中变得至高无上。它设有八大康村，管理着中甸八大教区；同时，拥有大量的田地、山林、牧场、牲畜、武器和雄厚的资本。每年，大寺还利用经商和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这种状况在中甸延续了217年，直到民主改革。

　　（二）

　　1936年4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在贺龙、肖克等同志的领导下，进入云南中甸。5月1日，贺龙等同志在中甸县城经堂接见了松赞林寺派来的代表夏那古娃及其随从乌吕丹巴喇嘛等，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会谈。贺龙同志向夏那古娃一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并写信请夏那古娃转交大寺，信中写道：

　　“掌教八大老僧台鉴：

　　（一）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须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可轻信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采办，决照价支付金钱；（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贺龙　五月一日”

　　5月3日，松赞林寺打开3个粮仓，背出2000多斗（6万余斤）青稞售给红军，喇嘛藏商也将囤积的盐巴、红糖运来出售给红军，支援红军北上抗日。贺龙等军团首长一行40人到松赞林寺拜访活佛僧众，并将一面写着“兴盛番族”的红绸锦幛赠送给大寺。红军离开中甸时，大寺八大老僧还送给贺龙同志茶叶和红糖各两驮、大米和猪肉各3驮、沙盐一驮，但贺龙同志均支付了银元。松赞林寺僧众支援红军北上抗日的这段历史早已在藏区传为佳话。

（三）

　　1950年5月，中甸和平解放，松赞林寺僧众以最隆重的宗教仪仗鸣长号、击鼙鼓、高擎当年红军留下的“兴盛番族”的锦幛，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党政工作人员的到来。解放军四十二师师长廖运周和新任中甸县县长孙致和两同志来到松赞林寺向八大老僧宣讲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表示支持和保护大寺正常的宗教活动，解除了广大僧侣的疑虑。同年10月，松赞林寺主持松谋活佛被选为丽江专区联合政府副主席，1954年当选为全国首届人大代表，1957年当选为迪庆州藏族自治州第一任州长。

　　中甸和平解放后，人民政府贯彻中国共产党“团结、生产、进步”的民族政策，允许松赞林及中甸的喇嘛藏商继续进行正当的经商贩运。驻中甸的解放军也大量投放银元，雇用喇嘛藏商的马帮运货入藏，支援解放西藏。

　　（四）

　　1957年3月，松赞林寺少数僧侣，无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反对和平协商民主改革，在原西藏地方噶厦集团及其在康区的反革命组织秘密策动下，在松赞林寺召开抵制民主改革的布拉会议，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残酷杀害政府工作干部。

　　平叛斗争结束后的1958年，中甸完成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在广大藏民的要求下，在废除中甸封建农奴制的同时，也废除了历史上噶丹松赞林寺所有各种宗教、封建特权，并按照广大僧众的意愿，留寺或还乡任其自愿。当时，继续留寺僧众达300人，约占全寺僧人的37％，他们除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外，还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党和政府对拥护民主改革的宗教上层人士，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作了妥善安排。对寺院及其文物古迹，一律予以坚决保护，未使其受任何损害。民主改革的完成，使中甸广大农奴从此摆脱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走上了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松赞林寺也实行民主管理，以寺养寺，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信教群众的面前。

　　（五）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地处滇西高原的中甸也未能幸免。松赞林寺的经书被焚，佛像被砸烂，历史文物遭破坏，寺庙建筑在这场劫难中损失惨重。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贯彻和落实。十多年来，迪庆州和中甸县党委和政府按照中央和云南省委一系列文件精神，在民族、宗教和统战等方面做了大量认真、艰苦和细致的工作。首先对藏区影响较大的松谋、更觉两位活佛给予了正式平反昭雪；接着，对所有未参与叛乱的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予以平反纠正。州、县佛教协会先后成立并开展活动，有7位宗教界人士被选为州、县人大和政协代表及委员，松赞林寺崩主活佛被选为云南省佛协理事，州佛协副会长和县佛协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