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之争

　　自道教初兴，佛教东来，初期颇有互相利用之处，因两者所标义旨，间有相同。惟道家对于佛教的输入中土，因信奉者日多，于是与之发生冲突，历汉、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而未衰。

　　佛道之争最早见于东汉，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三国时代，曹植作《辩道论》批难神仙说的诈妄；西晋时，帛远与道士王浮间也有佛道之争，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经》，为后世论争重要材料；然争论的白热化则在南北朝以后，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开创新天师道，并使之国教化，确立道教的宗教教团；南朝宋的陆修静、梁的陶弘景对教学整备及道教经典整理予以体系化，对社会的影响也相对增加，而足以与佛教相抗衡，他们论争焦点是以“夷夏论”为中心，争论舍华夏固有宗教而信奉佛教的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西元四六七年)，道士顾欢着《夷夏论》，引致明僧绍着《正二教论》、慧通着《驳顾道士夷夏论》以辟之，又有张融着《门律》，主张道佛一致，而以道教为本，佛教为迹，提倡本迹说，然就二者优劣而言，主张道教居优位。

　　在北朝，孝明帝正光元年(西元五二○年)，宫中也有佛道二教的论争，即清道观的道士姜斌与融觉寺的沙门昙无最，以老子与佛陀二人的出世先后为对论主题，论争结果，姜斌被论破，流放到马邑。其前，甄鸾的《笑道论》与道安的《二教论》二书为当时有关佛道优劣论争的重要论着，此二书都是以强烈的论点大力论难道教的低劣。然于北朝，佛道的抗争不仅为双方的论争而已，更加上当权者的政策压迫，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的摧残佛教。

　　三武灭佛是指：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谦之清静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怂恿，下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听信道士张宾与元嵩之言，决心灭佛。唐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迫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还俗，收充两税户。为历史上佛教徒的大浩劫。

　　隋代统一南北，唐祚代兴，以老子与唐室皆李姓，予道教以特殊礼遇，太宗更明诏道教居于佛教之上，定道先佛后的席次，成为唐朝一贯方针，道教乃得蓬勃发展。武德四年(西元六二一年)，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条，济法寺法琳撰《破邪论》论道教的虚妄，道教方面李仲卿着《十异九迷论》、刘进喜着《显正论》，批论佛教，激烈争论佛道席次的先后问题。八年，定道、儒、佛的顺位。

　　唐太宗在位期间，道士凌越僧侣之上，智实法师向皇帝上奏，极力申论佞道排佛的不当。皇帝命令宰相岑文本下谕谴责，智实和尚竟抗执不受诏令，皇帝大为震怒，当廷用杖责打了智实法师，并令他换上百姓衣服，流放岭南。有人讥笑智实法师自不量力，不懂进退之道，智实法师慨然叹说：“吾固知势不可为，所以争者，欲后世知大唐有僧耳！”智实法师要后世的人知道，即使在佛教蒙难的时代，大唐朝还是有僧格在。高宗显庆三年(西元六五八年)三次召集僧道于内殿论议；五年，僧静泰与道士李荣又就《老子化胡经》引发论争；至龙朔二、三年(西元六六二——六六三年)，论争犹未止。此等佛道论争的结果，道教方面摄取佛教经典的教理，制作种种经典来对抗佛教。宋代道教活跃，王重阳创全真教；元时，其第五代教主邱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占有佛寺，破坏佛像，并将《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经》及《老子八十一化图》，刻板刊行，少林寺福裕斥其伪妄，宪宗五年(西元一二五五年)令二人对论，志常败论，帝遂勒令烧毁《道德经》以外的《老子化胡经》、《老子八十一化图》等一切伪经；以后二教之争依旧相续不绝；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西元一二八一年)，下诏弹压全真教，魏晋以来的佛道之争于是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