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我们看出，庄禅对语言文字的态度都在于对对象性思维下的语言文字所带来的遮蔽的破执，使其不再指谓世界，而是活性地显示世界，解放被日常逻辑语言遮蔽的生命。英国哲人维特根斯坦说得好：“如果和已知语言中言词的使用相妥协，那我们就毫无作为。”（注：引自余松《语言的困境和诗人的使命》，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二期。）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文字不应当被理解为相应于某个实在对象的静态的“名”，而应当被理解为相应于某个流动过程的动态的“名”。庄子说：“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齐物论》）；在禅宗，更有被人们称为“胡说乱说”的诸多禅语。所以，我们如果不看到对象性思维与非对象性思维下语言文字意味着的不同世界这个深刻差异，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准确地体悟庄、禅对语言文字谴责、否定乃至摒弃的深刻意蕴。
　　　　　　　　　　二
　　合符实际的对庄、禅语言观的批评，应该从生命世界的澄明意义上把握，也就是说，庄、禅美学对语言文字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彻底废置语言文字，而这恰是庄、禅生命哲学为语言文字定位的美学思考的开始。《庄子》留下无数典籍，它们存在理由的起点就在这里。因此，庄子自己说：“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外物》），禅师则说：“文字，波也；禅，水也。如必欲离文字而求禅，渴不顾波，必欲拨波而觅水，即至此昏昧宁至此乎！”从定位于美学思考开始，则生命世界也不抛弃语言文字，但要使遮蔽的生命世界澄明灿烂，最大限度地降低语言立法权力对生命世界的戕害，哲人、高僧们悟到了解救的阀门：“活看”语言文字，《五灯会元》载百丈怀海禅师在解释读经看教时曾明确地指出：“夫读经看教，祗明如今鉴觉自性，但不被一切有无诸境转，是汝导师。能照破一切有无诸境，是金刚慧。即有自由独立分。若不能恁么会得，纵然诵得十二韦陀典，祗成增上慢，却是谤佛，不是修行。但离一切声色，亦不住于离，亦不住于知解，是修行读经看教。”（《五灯会元》卷三）。读经不被经文牵着鼻子走，而是要以自己的心去“看”经文，这就昭明不得不立文字而“活看”语言文字的合理路径。所谓“活看”，就是消解众生对语言文字的执滞，目的是“解人”，把活泼泼的生命世界呈现出来。因此，就有庄、禅独特的、甚至怪诞的“胡说乱说”的言说方式，还是维特根斯坦悟得精湛：“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与庄、禅“活看”语言文字的言说方式有相合之处，但禅宗的解人言说显然吸收了庄子等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的语言观，从而生发出许多更新了的语言形式，它于对象性思维的超越也更深刻，更能凸现美学的天命。下面我们分别看看庄、禅各自的言说方式，并略作对比分析。
　　庄子的独特言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庄子认为生命世界不可言说，有时是因其不待言的。所谓圣人“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则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都说的是这层意义。庄子的“游心”论形象地流衍出生命世界的内蕴。那是一种摒弃世俗桎梏的至美至乐境界，是一种忘俗见缚身的忘适之适，因为“游心于物之初”、“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然而不能言”，只感到其中是“得至美而游乎至乐”。庄子“坐忘”与“心斋”境界的形容，也都表明游心无言，其实质就是无需用人言去网罗具足的生命之流，故是“至言无言”。其二，庄子提出“得意忘言”的澄明去蔽疏解方式。《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并没有否定“言”的达“意”作用，但旨归是得“意”，一旦得意，便毋须执于“言”了，最终达到“解人”的效果。在这里，庄子已隐含着魏晋玄学发展的“象”的观念，后来禅宗深融此妙，大大拓展了“象”传“意”的意蕴。其三，庄子独特的“三言”言说方式，这是庄子最显生命本色的言说方式。历来对“三言”的内涵聚讼纷纭，似乎这又是庄子“活看”语言文字魅力的一个注脚。“三言”即寓言、重言、卮言，见于《天下》篇和《寓言》篇，这是庄子澄明灿烂空明的生命世界的金钥匙。先说寓言。《寓言》篇云：“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这里，“藉外论之”，强调了其言说的新意向，就是如何掀去生命本真身上的遮覆物，以呈现活泼泼的生命之流。但如果庄子主动说出来，世人每会置若罔闻，因为世界上最为真实的东西，也是最为普通的东西（庄子回答东郭子问道时就已表明），她根本没有引起世人的在意，世人只偏执于对象世界中的劳顿奔波，这样，在人的不经意之中，生命之真早已悄然遁隐。世人看不到她，完全是自己的过错，庄子谓此是“以物易其性”（《骈拇》）的大惑。所以，庄子借他人之言而说自己心中的解悟之语，或可称作他人的自我批评，自我悟解，从而阻断偏言执说，迈入本真的生命之流。“重言”，旧释为“庄重之言”或“老者之言”（注：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和曹础基著《庄子浅注》。）。但从庄子解人的自由生命世界意义上讲，这样的阐释更为合理：“重言”就是重复地说。郭庆藩《集释》引郭嵩焘的意见：“重当为直容节。广韵：重，复也。庄生之文注焉而不穷，引焉而不竭者是也。郭云世之所重，作拄用切误。”一音之差，有不同的内涵，郭嵩焘已悟及此，但其释值得商榷。其实，重复地说，也就是先肯定，然后再否定的言说方式，这与寓言的言说方向起点不同，而旨归一样。“寓言”是自己的话借他人之口道出；重言则由自己代言世人的言说，但接着又推倒这一言说，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震醒滞于俗见的人发现自我。仔细审悟一下《寓言》篇的这一段：“重言十七，所以止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先肯定者，是从世俗观点作的表面言说，实际上是先树“破”的靶子；后否定，则是导引执迷者游离世俗言辩的滞障。事实上，年先但不懂得经天纬地、流化大道的本末，把自己拒排在本真世界之外，如列子等辈，执着于有所待的境地，这实质上是无人道的。也即是说，虽年先但置自己于东西南北的奔波劳碌之中，空为年先而无活泼的生命之流激荡于心中，所以庄子谓之“陈人”。最后说“卮言”。据注疏家的解释，“卮”是一种酒器，“夫卮器，满则倾，空则仰，随物而言，非执一守故者也；施之于言，而随人以变，己无常主者也。”（注：陆德明《经典释文》引王叔之注语。）“非执一守故”即是非逻辑的、分析的语言。有学者指出“卮言”包涵了“寓言”和“重言”，实际上是“道”言，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卮言”是“始卒若环，莫得其伦”（《寓言》），即是与自然之本性相应和的“无心之言”（成玄英疏），如同一个闭合的圆环，找不到任何确定的语义，恰如自然本身的均齐，使人入于言而又出于言。庄子的“两行”言说，也就是“重言”的方式，所谓“两行”，即“是以圣人和之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齐物论》）不执于是与不是的两端言说和争辩，而处于“边缘”领域，这是一个平等和谐的交流领域。因此，沉沦的生命本真便如鸢飞鱼跃，散漫流衍，“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能有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齐物论》）这样，生命世界是“充实不可以已”的。对于庄子的独特言说，刘熙载的告诫不可不谓之警醒：“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子里却尽有分数。”（《艺概·文概》），这骨子里的“分数”，就是通过“胡说乱说”的表达——“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来消解“庄语”，使个体从逻辑语言的遮蔽下解放出来，与天地自然的无限生机整合而进入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