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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慈悲”—谭嗣同儒、佛、耶宗教情操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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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慈悲”

                ——谭嗣同儒、佛、耶宗教情操之探讨

 

邬昆如
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
华梵大学 第四次儒佛会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2000.05 )
华梵大学哲学系,  [台湾 台北]

一、 绪论

  (一)谭嗣同并非哲学家,亦非宗教家;但作为清末爱国志士,其知识层面极广,其生命情操尤以宗教信仰为主轴,特别以自身所经历之耶、佛、儒三教体验,在大着《仁学》一书中,表现出其丰富的哲学思想。

  (二)《仁学》书中的哲学辩论,说法指出「各教肉身不同,法身则一」,并以此理念为基础,来统合儒、佛、耶三教,更以宗教行为之「三教教主一也,吾拜其则皆拜矣」作为三教合一的实践。

  (三)本文说法从谭氏《仁学》中对三教核心教义「仁」、「爱」、「慈悲」三者为总,并试从「宇宙论」、「人性论」的哲学思路进程为纬,来铺陈谭嗣同宗教情操中西合璧与儒、佛、耶会通的内涵。

二、中、西、印文化史

  (一)《仁学》一书,若从文化「纵」的层面向探讨宗教问题,几乎可以说亦就是对中、西、印三大文明的纵向理解,谭氏在《仁学》中说:「三教其犹行星之轨道乎?佛生最先,孔次之,耶又次之。乃今耶教则既昌明矣,孔教亦将引厥绪然,而佛教仍晦盲如故。先生之教主,教反后行;后生之教主,教反先行;此何故欤?岂不以轨道有大小,程途有远近;即运行有久暂,而出见有迟速哉?佛教大矣,孔次之,耶为小。小者先行,次宜及孔,卒乃及佛,此其序矣。」(注1)

  这显然以教主的出生先后为序,佛教教主释迦牟尼生于纪元前565年,孔子生于纪元前551年,而耶稣基督则于公元1至4年出生。中西印的三教教主出生时、地的不同,则形成了不同的宗教。

  「凡教主之生也,要皆际其时,因其势,量象生之根器,而为其现身说法。」(注2)

  (二)但三教教义因时空差异而不同,而其宗教产生的背景也大不相同。这就是中、西、印三地文化之所以没落,而教主之生,恰好扮演救世者的身份,出来救苦救难。谭氏说:「以公羊传三世之说衡之,孔最为不幸。孔之时,君子之法变,既已甚密而孔繁,所谓伦常礼义,一切束缚箝制之名,既已浸渍人人之心,而猝不可兴革,既已为据乱之世,孔无如之何也----据乱之世,君统也。-----耶次不幸。彼其时亦君主横恣之时也,然而礼仪等差之相去,无若中国之悬绝,有升平之象焉。故耶得伸其天治之说于升平之世,而为天统也。----惟佛独幸,其国土本无所称历代神圣之主,及摩西约翰禹汤文武周公之属,琢其天真,漓其本朴,而佛又自为世外出家之人,于世间无所避就,故得毕伸其大同之说于太之世,而为元统也。」(注3)

  公羊传三世之思想,原就是历史哲学之见解,据乱世为始点,为古圣先贤所观察,所感受到的文化没落状况,而挺身而出,指点迷津,提出化解之道。谭氏也就把这种背景描绘着孔子的时代,升平世则是中站,表示已经有着化解困境的智力,教主也从此处着力,希望文化继续发挥潜力,迈向更完美的太平世。谭氏认为耶稣基督所处的时代,要比中国好。故而用「升平世」来描绘基督宗教的兴起背景。在谭氏看来,公羊传所说的太平世,立足释迦牟尼在印度时的文化背景,而释氏顺势悟道宣道,而蔚成佛教的大总大法。

   显然的,谭氏衡量三教产生历史背景,皆站在儒家的政治和社会理念,以「人」为本,以个别的人的安身之命,以群体社会的安和乐利为尺度,来衡量文化的兴衰;而这兴衰则以治道的仁政暴政作思考的入门,仁政必兴,暴政必亡的道德法则,作为历史哲学的规范。

  (三)儒家政治社会治乱兴衰的标准是道德进路,而非俗世的或是法家所依侍的国富兵强。也因此,谭氏运用了儒家道德学说的核心概念「仁」作为其著作的书名;「仁学」不但是谭氏代表作的名称,而其内容更以「仁」作为宇宙本体,作为「仁」开显自己在宗教上的各种情操之首。「仁」不但可以与「爱」和「慈悲」互换,而且根本就涵盖了其它诸德,是诸德之和,是各种宗教情绪的浓缩。

三、「仁」为中心的宗教情操

  (一) 「仁」的理解,谭氏虽明知其宗义的「人人 人 人人=」是道德人际关系的概念。但都一开始就赋予本体的实质义,他说:「偏法界,虚空界,有主大之精微,无所不胶黏、不贯洽、不莞络,而完满之一物焉。目不深而色,耳不深而声,口鼻不深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注4)

  「仁」是「以太」的显用,而「以太」(源自希腊文的Aether,是连结空间事务之媒介)则是当时科学成果中,对构成物质世界的元素,作为本体的以太就其本体义来看,是无所不在,遍布于整个宇宙。「以太」作为构成宇宙的「体」,而仁则为其「用」;这也就是宇宙和人生问题相互连结;「以太」充塞宇宙,而「仁」贯穿人生。「仁」「元」「性」三者的互换,也就成为宇宙和人生的起源问题,以及本质问题的通盘解答。

  (二) 以太的用在孔教的显用是「仁」,而仁又和元与性等同,更彰显了仁的太初义与本质义。而在耶和佛二教,谭氏说:「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教如友』。」(注5)

  儒教的「仁」、佛教的「慈悲」、耶教的「爱」三者,皆是以太本体之用。可是,「仁」不但是用,而且亦有「元」的太初义,以及「性」的本质义;「仁」的本身也成了本质。同样,佛教的「慈悲」,也不但是以太的用,而且与「性海」可以互换,而有着本体义。再则,耶教的爱,无论是爱人如己,或是视教如友,除了「博爱」的意涵外,更是实体义的「灵魂」。

  「仁」、「爱」、「慈悲」一方面是以太的用,而这用显露在儒、佛、耶三教;但同时,另一方面亦是自主自存的独立实体。以太与仁、爱、慈悲因有主从关系,但仁之于性,慈悲之于性海,爱之于灵魂,亦都因为以太之显用;亦都在体用关系中,属于同等级的「体」。

  (三)这「以太」的科学名词,在谭氏的用法中,一方面是宇宙万象有立以及变化的原因,另方面又是人生诸事象无常的体论。谭氏所指「法界内是生,虚空内是立,众生内是出。」也就指陈以太是宇宙和人生之源。其所言「身之骨二百有奇,其筋肉血脉腑脏又若干有奇,所以成是而黏砌是,不使散去者,曰惟以太。」物体世界内以太统合而成为一体;人身亦如此。进一层,「由一身而有夫妇、有父子、有兄弟、有君臣朋友;由一身而有家有国有天下,而相系不散者,曰惟以太。」人际关系之联系工作,亦由以太作媒介。

  「以太」在这里,虽然已超乎了物质层次的「质料」,而是成为宇宙和人生存在以及运作的「本体」;这本体充塞宇宙,充满人生;但在人生的行动中,却是仁、爱、慈悲的移动因。

  由于以太本体的行动贯穿了宇宙和人生,因而「仁」也就成为「通」的实践。「仁为通」的见解,见于《仁学》一开始的开宗明义。在谭氏「仁学界说」中共有二十七条,而第一条即说:「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二义,以『道通为一与为最浑括。----通有四义,中外通----上下通----人我通----内外通。』」(注6)

  在通的意涵上看,道家「道通为一」(注7)的见解最为会通。虽然,在人生观上,道家的「退隐」精神,被谭氏看作消极、不长进、不适宜于改革的事业,应当遭到排除(注8),在形上本体的议题上,「道」的原始义,以及其运作,都仍是典范;因为「道」和「仁」都是开放性的概念,能容纳万事万物,其中外道、上下道、人我道、内外道的范围,涵盖了所有事物,超乎了所有的差别相,祇以事物的共相作为探讨的对象。而共相达到「共相的共相」时,则是本体界的「物自体」(注9),是万事万物的根源。

  (四)由此可见,谭氏哲学架构,以「仁」为本;从「仁」的根源上追寻,有宇宙本体的「以太」;以「仁」的活动来看,则以「通」为第一义。在宇宙结构「纵」面向作如是观,理论的铺陈亦以此「纵向」的理论为基准。而在实践的层次上看,则是如何从这「通」的特色彰显出来;如何实现中外道、上下道、人我道、内外道?这也就是下一单元的主题。 

四、为「仁」之道

  (一)以《仁学》一书,不但在理论上铺陈了「仁」的涵义,亦不但指出了「仁」的活动,而且更提出了「为仁」之道。作为「仁者」的主体,其内心生活如何落实「仁」?这里,谭氏还是以宗教情操中的修练,作为方崇,一方面有「内心」的修持,另方面有落实社会的主张。这也就是其对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首先,谭氏提出「革新」的理念,有除旧布新的人生意义以民社会改革的意涵。「革去故,鼎取新」的意义是在「日新」,而「日新之谓盛德」。并进而指出「夫善至于日新而止矣,夫恶亦至于不日新而止矣。」(注10)把伦理道德的「善」「恶」的概念,放在「革新」与否的尺度上来衡量:日新为善,不日新则为恶。

  进一层是把「日新」的实践,放在三教教义中来检认。谭氏指出:「孔曰:『改造』,『忏悔』,耶曰:『认罪』,新之谓也。孔曰『不己』,佛曰『精进』,耶曰『上帝国近矣』,新而又新之谓也。」(注11)

  这里所提出的「日新」进路,显然祇是起点,是「为仁者」的主体的心理准备,这准备就是「承认」自己的极限,承认自己有罪,坦承自己「今是而昨非」的状况。『认罪』『忏悔』『改造』原就是一个人「心灵改革」的基本进程。首先是「认罪」,是基督宗教对人生苦难来源的深度理解。旧约创世纪所描绘的「原罪」,原也就是说明何以人间世有苦难,以及人生受苦受难的终极理由。(注12)

  既然「认罪」,承认自己有罪,进而就要「忏悔」。谭氏把「忏悔」概念归属给佛教,其实,基督宗教对这方面亦非常重视;新约圣经中,无论是耶稣基督,或是其先驱约翰,都在开始传教时,劝人悔改(忏悔和改过);而「上帝国近矣」则是忏悔的理由。信徒要接受上帝国的来临,就必须「认罪」,进而「忏悔」。宗教情操的起点便是定住在人性的堕落,需要「救赎」,而获得救赎的前提则是自承「有罪」,以及诚心「忏悔」及「改过」。

  立志「改过」的德目,谭氏描绘给孔教,这原是易经思想中对吉凶概念,化凶为吉的「变易」契机。「悔」卦的原始意义,引伸出来的「改过」,也就是人生哲学由是暗迈向光明的转折点。(注13)

  「认罪」「忏悔」「改过」的先后顺序,尽画了「心灵改革」的起步工作。仁、爱、慈悲的宗教情操,起步的条件也就在于「罪」,以及由罪所摧生的「罚」,而「罚」的落实则是苦难。惟其有苦难,惟其有人受苦受难,才需要有仁心、有爱心、有慈悲心的救苦救难的救世者来拯救。

  (二)认罪、忏悔、改过,对「为仁」之道来说,仍不过是消极的准备工作,仍不过是为仁心、爱心、慈悲心除去障碍的工作。看实去实践仁、实践爱、实践慈悲,才是积极面的行动。

  积极行动的实践,谭氏是以耶教的文化为典范,波及到孔、佛二教。他说:「西人之喜动,其坚忍不挠,以救世为心之耶教使然也。又岂惟耶教,孔教固然矣;佛教尤甚。曰『盛力』,曰『奋迅』,曰『勇猛』,曰『大无畏』,曰『大雄』----以太之动机,以成乎日新之变化,夫固来有能揭之者也!」(注14)

  有了行仁、行爱、行慈悲之起点和动力。这也就是前面已论及的三教教主在文化史的流变中,如何指点迷津,如何提出化解之道的进程。

  谭氏指出孔子「行仁」的情况,是由于春秋时代的「伦常礼义,一切束缚箝制之名,既已浸渍于人人之心,而猝不可兴革,既已为据乱之世,孔无如之何也。」(注15)孟子在这方面的描绘,更为清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文者有之,孔子惧,作为春秋。」接着更提供了后果,就是「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注16)孟子用两种不同意义的「惧」字,来描绘「行性」的孔子心态,以及那些「违仁」的乱臣贼子的心情。「仁」概念对「行性」的人以及「违仁」的人,虽有不同的心理反应。行性者「同情」受苦受难的人及社会,违仁者则「害怕」自己的恶行见于诸文字。

  谭氏把「仁爱」的行为归诸耶稣基督。他说:「彼其时亦君主横恣之时也,然而礼仪等差之相去,无若中国之悬绝,----故耶得仲其天浩之说。」虽然地,谭氏所信奉之基督新教,新约圣所描绘的上帝形像,天人之际已由旧约之创造受造的等差关系,蜕变成了父子关系;「上帝是爱」的理念已取代了赫赫威严的上帝了。耶教基督的福音,其核心问题以及其新诚命,都浓缩在一个「爱」字中。

  谭氏把行慈悲的部分描绘给佛陀,其言曰:「其国土本无所称历代神圣之主,及摩西的约翰禹汤文武周公之属,琢其天真,漓其本朴,而佛又为世外出家之人,于世间无所避就,故得毕伸其大同之说于太平之世。」(注18)

  这里的社会「大同之说」,与个人的「慈智双修」,且必需怀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注19),互相呼应,皆是实践慈悲心愿的宗教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