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重意轻言、道家的得意忘言与大乘佛教般若学的扫相显空极为相似，而与小乘佛教经论多明法数、执之为实大不相同。

　　 儒家与道家都有重意轻言的思想倾向。孔子反对“文胜于质”，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面对弟子中有些人过分注重文饰，他告诫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对文辞的修饰润泽只要能准确地表情达意就可以了。其后学荀子也以“立名以指实”为其名实之辩的基本原则。道家在这方面走得更远。老子提出绝圣弃智，以求见素抱朴的主张，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善言不辩，辩言不善；知名不博，博者不知”（《八十一章》），他认识到语言表达对本体境界的遮蔽，因而主张“玄览”，即用直觉去观照，体会那道体本原。庄子更提出了“得意忘言”、“得鱼忘筌”（《庄子·达生》）的主张，要求人们超越语言表述上的纷披与歧异直接去领悟意义自身。人汉以后，儒家被立为官学，五经为禄利所在，一时发展到极为烦琐复杂的地步。魏晋之际，玄学兴起。王弼注《易》，一扫汉儒的繁难神秘的象数之学，直透义理，主张“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周易略例·明象》）。学术界思想界一时风从，探本求源之学就此兴起，蔚为大观，而大乘佛教的般若空观就是借此玄风而流行中土的。

　　 大小乘佛教虽同为出世之道，但在表述方式上却有着显著不同。小乘佛教通过繁难复杂的名相概念的分析和烦琐艰深的修行证悟，方始得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结论，这就难免执诸法为实有，执涅槃为真空，使归趣与现实两相分离，使佛教与世俗互相矛盾，只能厌此欣彼，舍此取彼。这种思维方法很难为佛教在现实中找到增长点，其表述上的迂回朴拙也使自身缺乏真正彻底的宗教精神（即其所说之“空”实为“有”之一种）。大乘佛教中最先兴起并借魏晋玄风较早兴盛于中国的是中观派的般若思想。般若学对无常、空的论述不是采取小乘佛教的分析方法，而是从事物存在、发生的条件人手，直接指出事物的当体即空，同时认为涅檠寂静不是脱离现实苦难之后的求得之物，而是用般若智观照诸法当体即空的实相境界，此一境界非言论所及，思虑能到，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样既排除了小乘佛教在法数分析上的繁复烦难，又弥平了出世间与世间的距离，为大乘佛教即世间而求出世间，不住涅檠而获得清净解脱的修行方式及思想方法提供了论证。

　　 我们知道，佛教早在两汉之际即已传人中土，但其真正大规模地涉人中国人的思想世界是在晋室南渡之后。其时玄学之音高唱人云，玄风畅通。小乘阿毗达磨以名相分析见长，般若空观主张当体即空，所以小乘佛教不仅不能深契于中国固有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未能与时风相契合，而大乘般若学却深受中国士人的青睐。在罗什来华之前，不仅出现了六家七宗的兴盛局面，而且义学名僧与玄学名士共人一流，形成了佛玄合流的情形，并以此为契机，中国佛教走上了以大乘为主而兴盛发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