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因信称义”说

　　1517年10月，路德在维登堡教堂的门口张贴《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九十五条论纲》），在德国揭橥宗教改革的大旗。在《论纲》中，路德公开宣称“因信称义”说，强调信徒凭藉信仰，无需教会这个媒介，就能够直接与上帝相沟通。

　　在此之前，路德就显露出这个思想，1515年，他在研究古文《圣经》时，发现罗马教会宣传的许多东西与《圣经》不符，就提出按古代基督教的本来面目改革教会。稍后，他在读《罗马书》时，就曾注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当丢弃万事，把尊荣和羞辱都置之度外，而把他所得的尊荣真归于基督，因为他所领受的义和恩赐都是从他而来”，“一个人怎样才是义的，那就是惟独因信，即对上帝的话靠记”。（注：《路德选集》上，第171页。）

　　在路德以后的著作《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及《基督徒的自由》等书中都阐述了因信称义说，强调了信仰的作用，而信仰的对象则是上帝及其权威的象征《圣经》。路德认为，《圣经》中的每句话都是圣灵激励而成的，《圣经》是上帝的道，有基督的信息，有他救赎的功德，有对世人罪孽的宽恕和赦免。因此，《圣经》是判别信仰的唯一标尺。他认为教皇的行为必须符合《圣经》，否则人们就可责备教皇。“上帝在《圣经》中启示我们的道理是与教会中人所思想的道理完全不同的。凡人所讲论的无论如何高明有理，敬虔而有学问，都不足与神的启示相比。”（注：《路德神学类编》第13、15-16页。）“教父们的教训只有引人去读《圣经》的用处。”（注：《路德神学类编》第13、15-16页。）“如若基督教的信仰是以人的意见为转移，以人的话为根基，《圣经》还有何用呢？”（注：《路德神学类编》第13、15-16页。）

　　因信称义说的根据是基督受难已经赎清了人类所犯下的罪，人只要信靠上帝，就能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施给信靠他的人，“在他里面，恩典、公义、平安、自由与万事都应许你了；你若相信，就有一切，你若不信，就缺一切。”（注：《路德选集》上第357页。）在信仰与被信仰这一对关系中，人成了主体，上帝成了客体。上帝的存在是作为爱，作为奉献和牺牲的体现。事实上，上帝是应人需要而生，完全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中，存在于人的精神之中的实体。

　　需要指出的是，路德所说的“信”是指任何情况下对上帝、对基督的信靠，坚信不疑。信靠上帝就是看上帝“为真实的、公义的，……我们将真实、公义和被信任者应归的都归于上帝，这就是对上帝的最高崇拜。”（注：《路德选集》上第359页。）

　　因信称义说否定了天主教会的善功得救论。路德认为，只有发自内心的信仰才能取悦上帝，一切外在的善功只能使人误入歧途。凡从信仰所出的一切行为都是善行，否则都不是，信仰是善功的根基和源泉。当然，路德并非一概反对善功，他强调善功取决于信仰，“凡要行善的，不要先行，乃要先信，信能使人善。因为除了信之外，没有什么可使人善；除了不信之外，也没有什么使人恶。”（注：《路德选集》上第371页。）善功的否定，使人从外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来，这个基督教的自由原则就被最初表达出来，并且被带进了人的真正意识中。”（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379页。）

　　因信称义说否定了教会神职人员的特权。既然人凭发自内心的信直接与上帝相沟通，教会这个媒介就成为多余，笼罩在教皇身上神圣的光环就被剥落，教皇不再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也不再掌握天国大门的钥匙，不再是唯一解释《圣经》的人。凭着信仰，人人皆可为教士。“基督徒们中间，只有职位上的分别，并无其他不同。”（注：路德《致德意志贵族书》，见《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这样，在信仰面前，人与人之间一律平等，这种平等以后发展为资产阶级的平等原则。同时，在路德看来，教会的任务只是传道或在上帝面前祷告代求，这就剥夺了教会的一切特权，把人的获救与解放交给了人自己。

　　三、结论

　　“顿悟成佛”说否认了己身之外的外在权威的存在，否认了传统佛教对佛和经典的权威，使个体心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使主体从外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主体的存在高于一切。“因信称义”说同样否定了外在的权威，强调主体内心信仰的作用。虽然信仰的对象表面上是外在的，但信仰对象已从主体的位置下移下来，而变成客体，并且为信仰者服务。一旦信仰，便获救赎，信仰的主体成了决定一切的力量，这样，主体便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顿悟成佛”说使繁琐的仪规和经典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使佛教简易化，适应了广大平民及受压迫者的要求。因此，平民化、大众化是它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样，“因信称义”说也使善功、苦行等外在的东西失去价值，内心的信仰高于一切，教会及其教规化为乌有。凡有信仰，一切皆皆教士。同样使基督教平民化、大众化。

　　“顿悟成佛”说强调了一旦彻悟，己身是佛。佛与众生，只有悟与迷的差别，这使佛教内部的不平等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种素朴的平等观反映了广大平民的愿望，深受平民阶层欢迎。“因信称义”说否定了教会的特权，恢复了《圣经》的权威，强调在信仰面前一律平等。这既是对基督教早期素朴的平等观的恢复，又是基督教适应新的阶级的要求的结果，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平等的愿望。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唐代正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禅宗的“顿悟成佛”说不可能使佛教走向近代化，它的平等是素朴的，是小生产者的平等观；它的身心解放只是个体要求反归自然的一种愿望，是反抗压迫的原始反映，它并没有提出要求以变革造成这些束缚的真正根源。而“因信称义”说的提出是在文艺复兴已经兴起，它强调主体人的价值，实际上是人本主义的反映。它也反映了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要求维护国家利益，以维护其自身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从他们的理论方面来看，……使旧的神学观以适应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反复尝试。”（注：《马恩全集》第21卷第545-546页。）

　　从哲学上看，无论是“顿悟成佛”说，还是“因信称义”说，两者都夸大个体心性的作用，因而是唯心主义，都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都是非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