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显示要找到一个特殊的存在者，即此在，通过对此在的存在论状态的分析，存在的意义才得以显示，同样语言言说必须找到一种特殊的人言才能说出，这种特殊的人言便是“倾听”之后的“跟着说”，而“跟着说”的典型就是“诗”，在诗中，Sprache得以向Sage转化，“说”“不可说”才得以可能。后期海氏热衷于诗，力图以诗的语言改变形而上学的语言，他后期思想主要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得以表达。“诗”，海氏用德文Dichtung表示，含有“构造”的意义，比通常的Poesie的含义更广，包括诗歌、建筑、绘画、音乐等多门艺术。海氏曾断言：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诗是人言之中的本真的言说，是应合Sage的“跟着说”。英国学者RichardKearey认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诗的语言是我们与他人共在的最本真的方式，诗消除了闲谈和逻辑判断，诗使语言恢复语言对我们在世界存在的展开性动能，世界在语言中作为地平线而得以显现。”（注：Rich-ard  Kearney:Modern  Movement  in  European  Philosophy，第49页。Ar-ebury1992。）在诗中，存在的意义超越了个人对世界的理解，而从仅仅是经济、政治、信息交流的筹划性的语境中解放出来，显示在存在的意义之中，同时传统的概念性、逻辑性的工具主义语言观得以彻底地克服，哲学的“无根”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改变。
　　　　　　　　　　四、海德格尔“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
　　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不仅是在哲学思考方法上采用语言分析，在哲学思考内容上关注语言，更为重要的是海氏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传统语言观，使语言自身实现转向。海氏的这种“语言学转向”在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第一，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文化传统。海氏从哲学运思的方式上，从哲学言说的方式上对西方哲学传统发动了一次总体性的批判，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做了一次总清算。古希腊哲学本体论的提问方式奠定了西方文化的理论精神，哲学家们将世界当作一个认识的对象，当作一个客体而与主体对立起来，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认识作为客体的世界，不是认识世界的表面，而是把握其本质，这种主、客对立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作为西方哲学的基本思维得以贯彻。“所有形而上学，包括其反对者实证主义，都在说柏拉图的语言。”（注：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哲学译丛》1992年第5期，第61页。）所谓“柏拉图的语言”就是西方传统的将语言当作对客观实在的描述，对思想的表达，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种认识论的语言。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的对象不是认识的对象，不是主、客体分离之后的产物，而是一种对存在的领悟，一种主、客体尚未分化的本源性状态。海氏哲学在原初的意义上是非对象性的、非表象性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哲学却正是对象性、表象性的意义上的。因而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从根本上动摇了建立在对象性思维模式上的西方哲学大厦。
　　第二，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不仅批判传统哲学，更为深刻的是他为重建西方哲学做了不懈的努力。与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拒斥哲学、逃避哲学不同，海氏以“转向”后的诗化语言重建哲学，以诗的语言去“说”“不可说”的哲学，其著作《艺术作品的本源》的问世，被伽达默尔认为是本世纪哲学史上的轰动事件。传统哲学高扬理性，造成哲学与文学的对立，在柏拉图《理想园》里哲学家为王，艺术家则没有位置，在西方哲学家的语言里很少有艺术的内容，理性主义的语言成为西方文化中惟一合法的语言，“迄今为止，艺术都被设定为与美的东西有关而与真无关”（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传统真理观是一种符合论，而海氏认为，真理不像形而上学的对象性思维认为的那样，即主体与客体相符合，真理aletheia在希腊文中从来不意味着认识的某种性质、某种状态正确无误之类，它只意味着得到揭示的存在者，相应的动词alethenein则指：把存在者从掩蔽状态中取出来让人在其无蔽状态中看。因而真理在海氏那里是无蔽、开敞，是存在的澄明、显现，是存在论上的，而不再是认识论上的，从我们感性个体的本真生存状态出发，把握艺术的本质，也就把握了真理。“科学在根本上不是真理的发生，而总是在已经敞开了的真理领域里的扩充，特别是靠理论和论证那些显现为必然正确的东西。当科学超过正确而到达真理时，这已经意味着它到达了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本质揭示，它便成为哲学。”（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惟有诗的语言才能使哲学可能，海氏力图以艺术的真理、诗化的语言来拯救西方哲学，来弥合西方文化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对立。
　　第三，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不仅“转向”早期希腊，“转向”诗化语言，又“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后期海德格尔十分欣赏中国哲学，尤其是对道家、禅学感兴趣，曾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过《道德经》。不管海氏本人如何向往中国文化，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只是表面的，他的运思并未完全超出西方文化的界限，但其以西方人的智慧力图摆脱西方文化传统，向东方接近，的确较之其他西方哲学家更具慧眼，从中也可看到尽管东西方文化几经碰撞，但尚未实现真正的对话、融合。
　　　　“语言学转向”已成为历史，但其影响仍在继续。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反思传统，展望未来，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文化，在新的层次上实现东西方文化对话与融合提出了富有意义的思路。

　　　　1.叶秀山：《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三联书店1995年版。
　　　　3.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