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不同文明之间在对话方面，中国汉语系佛教有着成熟的历史经验。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性的儒道文明相遇时，形成了长期的三教对话历程，中国佛教在对话中与与儒道共同成长，和谐共存，并形成自身的对话经验，这种经验至少可以概括为尊异求同、温和宽容、解释辩驳、入他自省、比类会通，这对当代世界的宗教文明间的对话与和谐应该会有所启发。
　　关键词：　中国佛教　文明对话　历史经验　

　　一个地球，多种宗教，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但多种宗教如何相处？是“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对话”？文明对话已经成为一种趋势，2001年被确定为“文明对话年”，标志着文明对话已经成为21世纪初的中心议题之一。文明对话基本上体现为宗教文明的对话，这种对话是多种宗教和谐共存的基础，不同宗教的和谐共存在当代由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需要以平等对话为基础，因为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文化一元化，它面临的恰恰是文化的多元问题，特别是宗教多元问题。
　　但纯就宗教对话或文明对话本身而言，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经验，而是一些曾经存在过的历史性事件和过程。世界文明史上，当不同文明相遇到时，都产生过不同程度和方式的文明对话。从中国文化的历史看，文明对话曾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这突出地体现为儒释道三教间的对话，三教对话的内容，集中体现为王权与宗教(政教)、名(礼)教与佛法、形质与心神(形神)及真空与俗有(空有)的关系等，可以概括为世间与出世间的关系，反映在经济、政治、伦理、哲学等多方面。三教都有对话的独特立场和经验，都在对话中成长 ，佛教方面也是如此。笔者认为，佛教的这种对话的历史经验，佛教与儒道二教和谐共存的历史经验，是可以向当今世界推荐的，因为这是成功的经验。这里试图对这些经验作一初步的总结，以抛砖引玉。

一、尊异求同

　　尊异求同是佛教对于对话的基本立场。尊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异，而是在存异基础上尊重差异。尊异有二方面的内容，一是尊他，尊重儒道两教的本有传统、立场和特点。二是自尊，坚持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佛教称为“不共”和“殊胜”。慧远主张，“方外之宾，迹绝于物。”[1]强调的正是这种独特性。求同，在尊异的前提下，寻求三者的共同点。所谓异，有内外之异、形式之异、本末权实之异。内外之异，佛教自称为内，佛学是内学，佛典是内典，称佛教之外的思想为外，这种区分的理由之一是功能差异论，“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济神之典，典号为内。”[2]形式之异，三教各自的表达方式或外在特征的不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佛主出世，儒主入世，道主避世。本末之异，佛教一贯主张自身是本教，儒道是末教。或称权实之异，佛教自称是终极实教，儒道是方便权教。这种观点随着佛教的成长而越来越强化，到唐代成为佛教界流行的公开看法，内含的观念是佛优儒(道)劣论，这是为儒道所难以认同的。求同，是佛教凸显与儒道之“共”的方面，强调趋同，同归，但不是同一或佛教一元，而是指佛教与儒道一样，有同样积极的价值目标、政治目的、社会功能，同归于治，同归于善。三教内外虽异而同，庐山僧团领袖慧远提出“内外之道可合”，内外之教“出处诚异，终期则同”[3]。这是在共同目的(终期)基础上的儒佛调和论。唐僧宗密主张：“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4]这是在共同社会功能基础上的三教融合论。三教形式虽异而不可缺，隋著名居士李士谦曾说：“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岂非三光在天，阙一不可？而三教在世亦缺一不可，虽其优劣不同，要不容于偏废欤！”[5]憨山老人说，对于三教，“缺一则偏，缺二则狭，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 [6]这是三教功能互补基础上的三教共存论。本末虽别而可同，这就是三教同源论，都源于佛教的真心。
　　这种趋同是佛教在对话过程中着力最多的观点，佛教表达为殊途同归。名居士李纯甫是宋代佛教坚持同归论的一个突出代表，他认为，“圣人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故并行而不相悖。” [7]这一观点的历史表达有着不同的形式，三国时代的康僧会阐述这一立场时，强调儒佛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8]稍后的孙绰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周孔即佛，佛即周孔。” [9]随着三教争论的加剧，这一立场被佛教界直接提出来，慧琳说，“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殊途同归者，不得守其发轮之辙也。” [10]唐代先儒后佛的李师政在反驳傅奕的反佛观点时，也提出这一依据以护教，“夫圣人之教，有殊途而同归。君子之道，或反经而合义。” [11]作为从印度进入的外来之佛教，以殊途同归为基本原则，不是以己代他，而是以己利他，与他共存同长。

二、温和宽容

　　温和宽容是佛教对于对话的基本态度。三教间的对话，佛教通常是受动方，主动方的儒道两教对佛教常常进行激烈各方面的抨击，其中包含了愤怒、误解、歧视、污辱等等，佛教对待诸如此类的“对话”，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并非以同样激烈的方式回应，而是基于宗教多元主义的立场，宽厚包容。即使是佛教成为国教而处于非常的强势时，也只是通过论战的方式表达观点，比如梁武帝对于范缜神灭论，也只是组织佛教徒以写辩论文章的形式回应。倒是标榜以儒教治国的一些帝王常常采用沙汰甚至灭佛的手段对待佛教，著名者即三武一宗对佛教造成的“法难”。这已经破坏了对话的规则。佛教的宽容还表现在，一些重要的反对或批评佛教的文章和著名观点，被佛教收入自身的经典中。比如《弘明集》中收有桓玄的强令佛教徒向国王行礼致敬的《与八座论道人敬事》、《与王令书论道人应敬王事》等，并收入反佛的神不灭论、三破论、夷夏论论观点，《广弘明集》中收有唐僧法琳的《唐上废省佛僧表》、元魏太武帝的《击像焚经坑僧诏》等。

三、解释辩驳

　　解释辩驳是佛教在对话中采取的具体方法之一。佛教所做的最基础性的工作是准确而有针对性地解释本教的基本观点和立场，这种解释的目的是要使对方对佛教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但并不强迫你接受佛教的立场，其初衷甚至也并不是要弘教。从现存最早的对话记录《理惑论》中可以看到，佛教的解释是最基本的，什么是佛？为什么要剃发？为什么不准僧人结婚生子？为什么要穿有别于中国传统服饰的袈裟？为什么讲死后可以轮回再生？为什么戒酒肉？所解释的正是儒道基于自身的立场向佛教提出的问题。佛教也主动地做一些基础性的教义普及工作，比如郗超的《奉法要》将佛教的三归依、五戒、三界、五阴、六情、报应等基本理论都有通俗性的解释，这样可以使他人对此更易理解。对于来自儒道批评中的不实之处，佛教则进行心平气和的据理论辩和反驳，比如儒家常批评佛教违反了孝道，佛教认为，孝有小孝和大孝，佛教的孝属于大孝，行大孝并不拘泥于形式。宗密的《盂兰盆经疏》和契嵩的《辅教编·孝论》等对此做出了系统的阐述。道士提出三破论，批评佛教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不利于国家、家庭和个人，刘勰作《灭惑论》逐条反驳，从理论和事实上说明，佛教有利于政，利于家，利于身。僧顺法师作《答三破论》表达相同的立场。而从这些辩驳中明显可以看出佛教的逻辑性、理论性都要胜出儒道之上，这也是其有良好对话心态的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