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入他省己

　　入他省己是佛教进入与儒道的深层对话的方法之一。入他，就是了解对方，省己，即反省自身。解释和辩驳真正要做到有针对性，并不是单纯针对儒道提出的问题，而是要对这些问题背后的文化基础有深入的了解。而这一点正是佛教在对话中所从事有重要工作。对话的佛教徒，对于儒道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许多文化僧出家前都是曾长期习儒道，所以有这样的条件。即使是外来的译经僧，要么长期关注中国本土文化，要么周围有一批精通儒道的合作者。了解他者，也是为了在和他者的对话更能让对方了解自身，争取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权。同时，佛教更为重视的一项对话工作就是根据对方批评中的一些合理之处，不断反省自律。庐山慧远对于桓玄批评佛教界的各种弊端，主动承认佛教界一些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欢迎政府加以整顿，并提出如何整顿的重要建议，同时在制度上进行佛教建设，特别是制定针对性的佛教戒规来强化僧团建设。禅宗则制订出《百丈清规》，及其他各种清规。针对对方提出的佛教徒不礼敬王者的问题，慧远又重视居士佛教的建设，因为居士以在家的身份不和世俗礼教相违。针对对方提出的佛教徒不事生产劳动，却要“占用消耗”大量社会物质资源的批评，禅宗建立了佛教徒必须参加农业生产(作务)的制度，改印度佛教的乞食为农禅并重，禅宗的百丈怀海禅师甚至强调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种吸收对方意见的进行自身建设思路是更为积极的对话心态。

五、比类会通

　　在对话中明显的利益是三教在对话中成长。佛教的这种成长是通过融合儒道来实现的，在融合中以佛教为本整合三教思想，使佛教也真正成为本土化的宗教。融摄的前提是要承认对方有与我相通或互补之处，具体的融摄方法和内容，随着佛教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呈现多样性。一是“借用”。最初在翻译佛教经，一些佛教的名相直接借用儒道的概念来代替。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以道家的清净译安般，无为译守意。《道行经》以道家的“本无”译“真如”，以“自然”译“真性”。二是比类。在解释佛教思想时，使用儒道的概念来比较，揭示两者的相通性，佛教称此为“格义”。比如佛教的五戒，佛教认为和儒家的五常无异，不杀是仁，不盗是智，不邪淫是义，不饮酒是礼，不妄语是信。庐山慧远在讲佛理时，常常以老庄思想来作说明，这是典型的格义。三是内摄。格义方法本身的局限，佛教界也意识到了，所以随着经历两晋以来佛教义学的发展和学派的兴起，到隋唐时代，佛教就使用本身的名相系统、思想逻辑来建立各个宗派体系，在此过程中，将儒道的相关思想内含于自身。这种整合就是三教合一，会三教于一佛教，以佛教为本会通三教。就禅宗而言，它将儒家的忠孝礼教和道家的无为逍遥等思想和修行方法完美结合为一体，同时建立起反映中国社会要求的清规戒律。华严宗和禅宗僧人宗密则进一步从理论上以佛教真心为本体，建立起融三教为一体的佛教体系，并在其中对儒道进行思想批评，对历史上儒道对佛教的批判作总体性回应。这种佛教已和本来的印度佛教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中国佛教在完善本教的同时，并不排斥儒道二教的存在。

六、结语

　　佛教的宗教(三教)对话经验，当然还有更多的表现，仅从以上的概括，笔者有理由认为这对当代的宗教间对话应当有所启发。佛教参与三教对话的前提是文明多元论，尊重每一种文明的发展历史和固有的独特思想，只有自尊而无尊他的狂妄自大式的自我中心论，无法进入平等的对话。中国佛教的经验表明，对话中的宽容是不可缺乏的素养，宽容中有自尊，但自尊不是自恋。对话是一种互动行为，所以既要让对方了解自己，也要了解对方。让对方了解自己，但不是强迫对方接受自己这种文明类型。了解对方，不是为了逐出对方。对话的过程，也是成长的过程，而成长有时需要对自身有所改变，这种改变的理念之一是学习对方。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佛教传入中国，和儒道对话，是以中国社会的高度开放、交流的自由展开为背景，是一个纯粹的文化自觉，但不带有外来宗教本身所在区域的政治强权和经济强势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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