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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品超:论宗教间的和谐与交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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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方的宗教宽容历史可见,纯粹出于政治目的考量的宗教宽容,往往缺乏坚实的基础而摇摆不定。宗教宽容的制度在西方社会的建立,既有外在的政治及社会因素外。也有内在的思想文化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受到了西方宗教价值的启迪。可以说,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理论上的基础,如果没有社会成员及知识分子对不同宗教差异的认可与接受,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宽容只能是空谈。然而,宗教宽容最终仍只是达到宗教间和谐的一个前提或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对话与交流才能真正促使宗教和谐得以实现,并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利的环境。

三、宗教间的交流与对话

   著名宗教史学家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1916—2000)指出,从人类的整体历史而言,宗教之间并非互相孤立而是有着相互的交流。例如,在佛教发展史上就不能不谈及它与印度教的关系,更不能忽略它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在基督宗教的发展历史中不能不谈其与犹太教及伊斯兰教的互动。因此,宗教史应是有关全人类的宗教交流史,而不应将各宗教孤立起来。换言之,宗教交流早已是不容否定的历史存在。

    历史上,少数宗教信仰者在接触无宗教信仰或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士时,往往隐藏着某种传教的潜在动机,这种潜意识使之无法与他人进行深入坦诚的对话。然而,还有一些例子是,即使是带着传教的动机,在经过实质上的接触与对话后,参与对话者的态度会有所改变。在此,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他便是因接触到倡导近代中国佛教改革运动的杨文会(1837—1911)等人而看到中国佛教博大精深的西方传教土。对佛教的准确把握,使他在繁忙的传教工作与社会文化工作之余,努力翻译一些佛经,并撰写论文向西方人阐释佛教信仰,认为佛教就是“上帝的福音在亚洲的表达”。虽然他那种带着基督教色彩的翻译,并没有得到佛教界或学术界的认同,但在他的影响下,不少西方人,尤其传教士,开始重视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并逐步开展与佛教徒的对话。他们对中国佛教的研究与传播,使很多西方人对佛教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可以说,这些传教士在有意无意之中,促进了东西方宗教的对话与交流。英国神学界的圣经研究权威斯特理特(Burnett Hillman Streeter。  1874—1937),在与东亚佛教徒的交往中完成了他的著作——《佛陀与基督》一书。在该书中,作者从佛教与基督宗教的角度,结合自然科学的观点,探讨了宇宙的意义与人生的目的等问题,探讨了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异同。可见,宗教间的对话与交流有助于各宗教的完善与发展。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宗教对话所预设的,应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宗教信仰者在具体时空下的活生生的对话,而不是凭空对两份文献或两套信理系统做抽象的比较。史密斯曾借用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所讲的“我—它”(I—it)和“我—您”(I—You)的两种关系,来说明面对别人的宗教的几种不同的态度。简单地说,在“我—它”的关系中是把所要理解的对象视为一件静态物体来看待,而“我—您”的关系,却是以对方为活生生的对话对象。应用在宗教研究领域,前者集中研究宗教的外在表现,例如古代的历史、文献与典章制度,后者则集中在活生生的信仰宗教者,尤其是人内在的信仰。史密斯进一步提出,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宗教。首先,是“我”抽离地谈论一个非位格的“它”,这就像一些宗教学者“客观抽离”地研究别人的宗教的外在表现,这些研究对于研究者本人的宗教信仰来说,可以是毫无关系的。另一种是“我们”谈论“他们”的宗教,于此研究者本身非抽离之旁观者,而是有了个人主观的参与投入,但仍是以所研究的宗教为别人的宗教而已,别人的宗教只是一个与我们对立的他者,却不是对话的他者。第三种关系是“我们”跟“你们”对话,对话双方各自有清晰独特的身份与立场。第四种情况是,“我们所有人”(we all)在彼此谈论“我们”(us),包括我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其中当然意味着某种宗教身份上的融合。

四、宗教对话与构建和谐社会

   就宗教对话而言,有些是关于信理或神学的,也有些是关于伦理和灵性上的。信理上的宗教对话,可让不同宗教就信仰的基本问题进行交流,促进对双方基本立场的了解。但有些时候这个层面的对话,往往因为难以在整体立场及具体细节上达成基本共识,只能成为各自的表述。在伦理上的对话,有些人尝试寻求各大宗教共同拥有的伦理价值或伦理底线,例如汉斯·  昆所倡导的普世伦理(Global Ethic)。此外,也有人尝试着通过宗教对话,互相分享个人的灵性体验或宗教经验,试图使双方更深入地体会对方的宗教世界,达到彼此沟通。

    宗教对话是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对话,对话的内容可以是双方都关注的话题,但却不一定局限在宗教领域之内。因为宗教信仰者所关注的,更多还是一般社会大众所关注的问题,如贫穷、人权、环保等。不同的宗教对生态问题皆有所关注,宗教间就生态问题的对话,除能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外,也能使不同宗教的生态智慧贡献给人类社会,有助于生态危机的化解。宗教对话能够使各宗教间充分地沟通,达到和谐共处,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多元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