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及乎隋世，禅风大盛，名德辈出，达摩游化江洛，稠实见崇周齐，更有慧文慧思之徒，由北至南，衡岭台崖，皆扇其风，此诸禅系，皆门庭拥盛，代有龙象，名闻当世，德垂后时，今日治禅学者，无不嘉叹称美，咀嚼品味，而独立其间、颇怀时誉的慧瓒一系则与时俱化，逮乎近世，言者几希。今不辞庸陋，略加考辨，使乎先贤之志不堕于地。
　据《续高僧传·慧瓒传》，释慧瓒，俗姓王氏，沧州人。壮室出家，清贞自远。承秉玄奥，学慕纲纽。受具以后，偏业毗尼。随方听略，不存文句。…　…周武诛剪，避地南陈，流听群师，咸加芟改。开皇弘法，返迹东川，于赵州西封龙山，引摄学徒，安居结业。大小经律，互谈文义，宗重行科，以戒为主。心用所指，法依为基，道闻远流，归向如市。故其所开悟，以离著为先。身则依附头陀，行兰若法；心则思寻念慧，识妄知诠。徒侣相依，数盈二百，绳床道具，齐肃有仪。展转西游，路经马邑，朔代并晋，名行师寻。誉满二河，道俗倾望。秦王俊作镇并部，弘尚释门，于太原蒙山，置开化寺，承斯道行，延请居之。僧众邕熙，声荣逸口。至于黑白布萨，要简行净之人，知有小愆，便止法事。重过则依方等，轻罪约律治之。必须以教验缘，片缺则经律俱舍。…　…及献后云崩，禅定初构，下敕追召，入京传化。自并至雍，千里钦风，道次逢迎，礼谒修敬。帝里上德，又邀住于终南山之龙池寺，日夜请诲，闻所未闻。因而卒于山舍，春秋七十有二，即大业三年九月也。
　慧瓒卒于隋大业三年（公元605年），寿七十二，则应生于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亦即东魏天平元年。他虽然也曾因避周武法难而至南朝，但一生主要活动地带是在晋赵等地，后期更是驻锡太原，《古清凉传》卷下谓“且如昙静、昙迁、惠安、惠瓒，并释门鹓鹭，宝地芝兰，俱登台首，蔑闻誌记”，可见慧瓒（惠瓒）是到过五台山的，对于五台山佛教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慧瓒早年生活在东魏及北齐界内，他出家较晚，僧传云其壮室出家，古人三十曰壮，故他大概是在三十岁后才皈依佛门。对于他的师承，僧传未曾明言，他书亦付阙如，然据其禅法宗风，当与达摩慧可一系有关。
　慧瓒壮岁之时，在北齐弘扬禅法的有僧稠、慧可两系，禅师最重师承，故慧瓒当属两派中的一方。道宣云其“承秉玄奥，学慕纲纽”，不仅表明他确有师承，而且暗露消息，暗示他当属于达摩、慧可一系。所谓玄奥，不只是一般的玄虚深奥之义，且别有所指。《续高僧传·习禅篇》论称“磨法虚宗，玄旨幽赜”，《慧可传》云“时复有化公、彦公、和禅师等，各通贯玄奥，吐言清迥”，由此可见，玄奥指的是达摩所传的大乘虚宗之奥旨。至于纲纽，也不止是一般的纲领、枢纽之义。《续高僧传·法冲传》云宋译《楞伽》“专唯念慧，不在话言。于后达摩禅师传之南北，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后行中原，慧可禅师，创得纲纽，魏境文学，多不齿之。领宗得意者，时能启悟。”由此可知，所谓纲纽是指慧可依据四卷《楞伽》所创的宗旨。可见慧瓒应属于达摩、慧可一系。
　从慧瓒一系的禅法及宗风来看，其与达摩、慧可所传颇为相近。首先，慧瓒体现了“磨法虚宗”的特色，“故其所开悟，以离著为先”。众所周知，达摩一系一向强调无念无住，不仅达摩“如是方便，教令不著”，以种种方便教令徒众无所执著，后世惠能也强调“无住为本”。《续高僧传·道绰传》亦言道绰“晚事瓒禅师，修涉空理，亟沾徽绩”，可见慧瓒在教授徒众时也示以大乘空宗的正理，颇见“虚宗”本色，与僧稠的念处迥异。　　　　　　　　  
  其二，慧瓒主张教禅一致，以教验禅，“心用所指，法依为基”。可见他主张在用心参禅时在依据教法，不可盲目用心，以免错路。《续高僧传·习禅篇》论亦称慧瓒“威仪所拟，无越律宗；神解所通，法依为诣。故得理事符允，有契常规。”如此表明慧瓒在参禅和开悟时都强调依据教法，这在“顷世定士，多削义门”的形势下尤为难得。当时北方沙门多以禅诵为业，轻视义学，致使坐禅者往往不明经义，走入歧途。道宣《续高僧传·习禅篇》论称：顷世定士，多削义门。随闻道听，即而依学。未曾思择，扈背了经。每缘极旨，多亏声望。吐言来诮，往往繁焉。对于当时禅僧不思经义，依据道听途说修习，还自称得到佛传极旨，对他人出言相讥的时病，道宣作了尖锐的批评，而对于慧瓒一派的依法修习、不违常规大加赞赏。慧瓒一派的作法正是早期禅宗的宗风，达摩强调教禅一致，定慧并举，“随其所止，诲以禅教”，并嘱令后世依据四卷楞伽参禅行道，使得慧可每依此经说法，那、满等人常赍此经，以为法要。
  其三，慧瓒特别重视戒律，“嘉尚头陀”。慧瓒受具之后，便偏重戒律，并在当时的律学中心定州学习戒法，参予律席。而当时主讲戒律的法师在讲至宝戒时却言道：此事即目，卒难制断如何？意为看到金银珍宝便难以避免贪欲。慧瓒一闻，薄其为人，便从身上掏出三百钱掷向他，转身离去。慧瓒开法授徒之后，更是“宗重行科，以戒为主”，“身则依附头陀，行兰若法”。不知他的“行科”是否与入道四行有关，但奉行头陀确实是禅宗自大迦叶以来的传统，达摩及其后人都守之不失。慧瓒不仅自身奉行，还以此课徒，其高足志超不仅戒行精严，还至定州采集律藏，括其精要，成为律学大师。早期禅宗特别强调戒禅一致，慧可以下至那、满诸人皆勤修头陀，持戒甚严，只是到了双峰道信之后，由于传法的需要，才山居集徒，别立禅林，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在戒法上也不得不有所改变，“排小舍大，独建一家”。在此以前，禅宗尽管号称大乘，所奉行的却是被称为小乘的头陀戒法，而且言行一致，自律极严。
　其四，慧瓒的行仪风范也与达摩一派颇为接近。他受具之后，随方听略，不存文句，与禅门“专唯念慧，不在话言”、强调智慧、不重形式的作风一致。在避地南陈之时，他亦流听诸师，咸加芟改，表明自有主张，不随流俗。在解释经义时，他也是注重发挥，不拘一格，所谓大小经律，互谈文义，表明他特别注重在理解的基础上自由发挥，并不拘泥于所谓大小半满的界限，虽然道宣未将他与“排小舍大，独建一家”的后期禅宗归为一类，其实他的融通大小乘经律也有会合二者、自创一派的意思。这种对经文的自由解释是禅宗的特色，慧可便因按照己意重新解释四卷楞伽，创得纲纽，另立新说，而受到魏境文学的排斥和打击，甚至遭到人身迫害。后世禅门在引述经典时也惯以“六经注我”的态度，并不拘泥于经文的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