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瓒的禅法行事与达摩一派相近，而与专行念处的僧稠一系差别较大，虽然尚无直接的证据表明慧瓒出自达摩一派，但根据以上论述，足可证明他受到了达摩慧可一派的影响，也许他不是慧可的嫡传弟子，但肯定接受过慧可或其同宗的指点。慧可游化河北数十年，门徒众多，单是僧传记载的就有十几人，所谓“卒无荣嗣”，并不是说他后继乏人，只是表明他缺乏得到朝廷尊崇的所谓的“名僧”继其道统而已。
　慧瓒出家较晚，受具更迟，直到近知命之年才开始弘法授徒，属于大器晚成之类。在此之前，虽然他承秉玄奥，器宇非凡，但一直以一个学僧的身分随方求道，四处游学，尤其重视戒法，故至以律学中心名闻天下的定州居席听律，然而主讲的律师言行相违，连所谓宝戒都觉得难以奉行，使他感到非常失望。他一怒之下，将随身携带的三百钱掷向讲者，表明此时他还是一个血气方刚之人。周武灭法，他和当时北方许多僧人一样，避迹江东。在那里，他受到了南方义学的熏陶，学识更进，但他由于早蒙传授，对于江东的义学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择而取之，学而为己，故加以改造吸收，取其精髓。虽然他不事浮华，成名较晚，但他早得大法，又经过游学南北，道体潜运，神器已成，为以后的开法传教、名重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朝建立，弘重佛法，慧瓒便返回故土，正式开始传法授徒。他在赵州西部的封龙山上安居修禅，指点学徒。依照僧传的记载，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以一个学僧的身分游学求道，并未象昙迁那样结交名僧，誉满南北，他又凭什么吸引学徒、开法传教呢？他的学识道德自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但这只能见崇于近者，不可受知于远人，因而或许在他传法之初，他的“承秉玄奥”起了一定的号召作用。他的教法颇有特色，从他的“大小经律，互谈文义”来看，一是表明他的融通教典的意向，同时也可见其学问之渊博，而他的强调实行，以戒为主，一方面表明他的三学并举的立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的他的“理事符允，有契常规”，他不再是那个血气方刚，一见不平便拍案而起的学僧了，而是历经磨难、八风不动的一代宗师了，为了传教的需要，为了避免三师坏法、内部不和，为了不授人以柄，他不仅自遵戒法，行成众范，而且约束学徒，一门齐肃，行事稳重，不违常规，因而赢得了远近上下的尊重，成为当时有影响的禅派。他重视慧悟，而在开悟学徒之时又以不执著为先，《道绰传》赞其“清约雅素，慧悟开天”，又云道绰从其“修涉空理，亟沾徽绩”，这充分表明他不仅运用大乘空宗妙义促令学徒觉悟，并且很可能强调顿悟，这与后来的禅宗是极为接近的。定慧双修，禅智并重，这是当时流行的禅风，僧稠禅师也曾著有《止观论》二卷，但对定慧、止观的理解和解释并不相同，而慧瓒的“思寻念慧，识妄知诠”则颇与禅宗一致。所谓“念慧”，即同定慧，《续高僧传·慧思传》云“念慧相须，譬诸轮翘”，是言定慧二法，如车之二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续高僧传·习禅篇》论又云“禅智相遵，念慧攸发”，将念慧与禅智相对应，足明其意。慧瓒身依头陀，修身之道也；心思念慧，安心之法也。安心要须定慧，慧悟入理，心如明镜，始可安心，故安心之道，先须明心，明心之道，法依为基；明心之后，还须静心，妄识鼓浪，心镜难明，除却外缘，八风不动，方得坚心，欲得坚心，坐禅为要。慧瓒及其高足志超皆以坐禅教示学人，与达摩一派一致。所谓“识妄知诠”，是了知因缘外境之虚妄，言诠方便之非真。外缘无实，无得无失，故违顺风静，心无动摇。方便非真，故随立随遣，无得正观，直念真心，不在话言。
　慧瓒依附头陀，行阿兰若法，所谓阿兰若法，即远离市井，避居山林等空闲处，坐禅修道，为头陀行之一种。然而阿兰若法虽为头陀行之一，但与一般的游化乞食又有明显的矛盾。印度僧众不事生产，乞食疗饥，头陀行对此的要求更加严格，但要乞食，就不得不进入村落市井，而且要求住无再宿，周行不已，不得滞留，这就与居于空闲坐禅的要求发生了矛盾。慧可的大部分门徒都严格遵行头陀游化的行仪，如那禅师坚持苦行，惟服一衣一盏，一坐一食，虽然周行乞食，却不入通都大邑，其弟子慧满更是如此，常行乞食，周游聚落，却一宿而止，无可滞碍，后世的法冲也是游道为务，曾无栖泊。这种游化乞食的方式虽然符合头陀行的要求，但是也有不少弊端，一是完全不事生产，不合乎中国的现实，二是力量分散，形不成一定的势力，是故慧可弟子虽众，却因不近官府，人各一方而屡受打击，乃至不得其死，情足可悯。
　慧瓒则认识到了这些弊端，改以山居坐禅的阿兰若法为主，虽然自身兼奉头陀，却又聚徒山林，安居结业。这种安居山林的方式与头陀的游化为务有别，可谓一项重大改进。这一改革可谓立竿见影，收效显著，很快慧瓒门下便“徒侣相依，数盈二百”，形成一支不小的势力。然而正在慧瓒一派蓬勃发展之时，却又“展转西游”，离开了赵州。或许正是其蒸蒸日上的势头引起了别派的恐惧与忌恨，施展手段迫使其远离故土。当时达摩慧可一派与佛陀一派矛盾极大，虽然周武灭法使两派皆遭打击，但势力巨大的佛陀一派很快便又沐春风，东山再起，重新成为雄据北方的大宗，而达摩一派依然摆脱不了受压制的命运，甚至慧可本人也在开皇年间受迫害而死。慧瓒的西游并非一般的头陀游化，因为他已经改以山居坐禅为主，在封龙山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如此舍家远走，必有其故。也许是佛陀一系仍将其视作达摩一派，不肯放过，虽然他粗具规模，但还不足以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佛陀一系相抗衡，只好远走高飞了。
　慧瓒不得已离开了赵州，展转西行，却为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以五台山为中心的代、并诸州，为东西两方交界之地，远离统治中心，稠实两派鞭长莫及，而其地又是佛教徒所向往的地方，灵山圣迹，遍布其间，士庶归化，法雨久润。他的禅法受到了当地道俗的欢迎，很快便“誉满二河”。更为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当时坐镇并部的秦王杨俊的支持，受请住锡太原蒙山的开化寺，成为名重一时的大禅师。他的不得已的西游得到出乎意外的巨大成功，使他真正成为名振四方的一派宗主。大概由于秦王俊的推荐，他又在仁寿年间受请入京传化，住在文帝为追荐献后亡灵而建的大禅定寺中，使其达到一生荣誉的顶峰。但他本人并不习惯于这种养在金笼的生活，不久便被终南山龙池寺的和尚请去传法了，最后卒于山寺。
　慧瓒本人的禅律并重、住行自在的禅法思想固然重要，也得到了当时社会各方的肯定，但他最大的贡献还不在此，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成为净土宗和三阶教两大宗派的渊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