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这位富有神话色彩的唐代诗人，曾经一度被世人冷落，然而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其诗却越来越多地被世人接受并广泛流传。正如其诗所写：“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二十世纪的寒山诗果然遇到了众多的“明眼人”。

　　 寒山作为中国唐代少有的几位白话诗人之一，二十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日本学者的推重。自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起，寒山诗就在日本一版再版，并且有十多位学者对其诗作了大量研究、注释及翻译工作。日本著名小说家森鸥外（1862—1962年）曾根据寒山诗集前闾丘胤的序言，写了名为《寒山拾得》的一篇小说，不少评论家认为是其最好的作品之一[1]。

　　 五四运动时期，中华大地开始大力倡导白话文。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中将寒山、王梵志、王绩三人并列为唐代的三位白话大诗人。由此，寒山始受到国人的青睐，大陆及台湾学术界纷纷撰文评议寒山，新中国成立后到八、九十年代，寒山研究更呈现出雨后春笋之态势。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寒山诗远涉重洋传入美国，美国被称为疲惫求解脱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将寒山奉为偶像，其诗一时之间风靡欧洲[2]。寒山诗被翻译成英语和法语为众多的读者所接受，在那里，他赢得了比李白、杜甫还要高的声誉。

　　 寒山诗在二十世纪受到了中国及西方众多读者、研究者的关注。随着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脚步的逼近，文学及文化的全球化也成为一个重要话题，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如寒山一样能够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接纳的诗人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以下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过去百年中的寒山研究概况。

　　 一、

　　 二十世纪以来的寒山子研究，总体上可分为生平研究和作品研究两大部分。

　　 关于寒山子生平研究包括对其生活年代、生活经历、以及葬地三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寒山子生活年代问题，历来有“贞观说”（公元627—649）、“先天说”（公元712—713）以及“大历说”（公元766—799）三种说法。

　　 贞观说以唐代贞观年间台州刺史闾丘胤所作《寒山子诗集序》为始，后经宋释志南《天台山国清禅寺三隐集记》肯定，后人如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宋释本觉《释氏通鉴》、元释熙仲《释氏资鉴》、1979年版的《辞海》等均以此说为准，近年来学者中亦有赞同此说者，其中以严振非《寒山子身世考》[3]、李敬一《寒山子和他的诗》[4]为代表。前者以诗为证，通过历史与寒山诗的相互印证，指出寒山“约生于隋开皇三年（584），卒于唐长安四年（704）﹙也许是个概数,难以肯定﹚”。后者通过对寒山诗中所反映社会状况的详尽分析同样支持贞观说。

　　 先天说以宋释赞宁所作《宋高僧传》为滥觞。此说仅有元释昙噩，撰于至正二年（公元1366）的《科分六学僧传》和谭正璧所撰，1934年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表示赞同。
　　 [1]  《寒山拾得诗校评》第六页　　钱学烈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年第一版
　　 [2]  钟玲《寒山诗的流传》载《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
　　 [3]  《东南文化》1994年第二期
　　 [4]《江汉论坛》1980年第一期

　　 大历说最早见于《太平广记》卷五十五所引《仙传拾遗》（此书已佚），经纪昀《四库提要》提及近代学者胡适、余嘉锡、钱穆考证质疑后，此观点逐渐深入人心。

　　 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第209页  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提到,他在于1921年做《白话文学史》初稿时，曾以《古尊宿语录》卷十四的《赵州从谂禅师语录》中的一段从谂见寒山、拾得的记载，推断寒山拾得当为唐末五代间人。后来胡适认为“《赵州语录》是一个妄人编的，其人毫无历史知识，任意捏造，多无根据。”复以《风穴语录》(《续藏经》二，二三套，二册，一二零页)中五代时禅宗大师风穴延沼引寒山的诗句，及《太平广记》卷五十五“寒山子”一条，推断出寒山子的生活年代当在公元700—780年之间。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四库提要辩证》下  第二十卷1250—1251页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认为闾丘胤序系伪作，并以传灯录卷九所载灵祐遇寒拾，参百丈之事及《仙传拾遗》所载“寒山子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十馀年忽不复见”为据，支持大历说。钱穆同样认为“今传闾丘胤一序，显为唐末人伪撰”从而支持大历说。

　　 其后，多数学者皆认同此说。如:孙望和郁贤皓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任继愈的《宗教辞典》、任道斌所著《佛教文化辞典》、台湾学者陈慧剑的《寒山子研究》[1]等。

　　 近年来仍有多数学者对此说做出大量修正、肯定工作。其中，王运熙、杨明的《寒山子诗歌的创作年代》[2]，从寒山诗体制入手，经分析指出：寒山在讲究平仄和对偶的诗中，合乎粘对者占大部分，当中两联对偶者占大部分，这些都是唐初贞观间五言诗歌所不具备的，从而证明寒山诗必定产生在律诗体制相当普及之后，与余嘉锡意见一致。陈耀东《杜甫与寒山子》[3]中以张继、韦应物诗中出现“寒山寺”以及日本白隐禅师《寒山诗阐提纪闻》[4]中引《编年道论》卷二十所载宝觉、山谷与晦堂的对话中谈到杜甫年轻时因览寒山诗而结舌为证，进一步肯定了余嘉锡的观点。钱学烈《寒山子年代的再考证》[5]　　 通过对闾丘胤序的质疑及大量寒山诗的内证，从而修正了胡适、余嘉锡、钱穆等学者以及作者本人以前的中唐大历说[6]，而将寒山子生活年代定于公元725—830年，即生于玄宗开元年间，卒于文宗宝历、太和年间。项楚《寒山诗注·前言》则表示同意孙昌武《寒山传说与寒山诗》中所推定的寒山生活年代:公元750—820年。后两种看法可看作是大历说的推衍。
近年来台州地区学者也多主张大历说，以连晓鸣《寒山子生平新探》[7]为代表。但在支持此说的同时，仍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如俞朝卿《泛论寒山——兼与“大历说”者商榷》[8]中指出，《仙传拾遗》不可作为信史资料，并认为以张继《枫桥夜泊》诗推断寒山生活年代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