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文学评论》1983年第六期
　　 [7]《江汉论坛》1980年第一期
　　 [8]《深圳大学学报》1987年第三期

　　 通过寒山子诗歌内容的探究，可以使我们看清当时社会的基本面貌，从而进一步认识其诗歌
的价值。寒山子的诗歌“有相当多的作品触及现实生活，大谈人生问题，从农业生产、社会道德、到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几乎触及了农村生活的各个角落，这部分诗歌不仅在绮靡软媚的初唐诗风笼罩下面使人感到清新可爱，就是在高亢激昂的盛唐之音回荡的时代里，也掩盖不了它的蓬勃生机和朴爽之美。”[1]寒山诗歌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对社会现实等各方面的反映表现出来。

　　 除了对寒山诗歌总体上的内容分类研究外，由于寒山诗中表现出驳杂的儒、释、道思想，有人认为其诗从内容上看“似儒非儒，非儒亦儒；似道非道，非道亦道；似僧非僧，非僧亦僧；似俗非俗，非俗亦俗”[2]，因而，对寒山诗歌宗教思想的研究也颇为重要。张立道《浅谈寒山子诗的道家思想》[3]、钱学烈《试论寒山诗中的儒家与道家思想》[4]，这两篇文章对寒山诗所体现的儒、道思想有所论述。然而，寒山思想相对来说受佛教思想影响更大，其诗中体现佛禅思想的诗占一大部分。台湾黄永武指出：“唐人中以诗来写禅理，写得最多，写得境界最精湛的，应该是寒山。”  [5]因而对其诗歌从禅的角度分析也是一个重要切入点。钱学烈在其《寒山子禅悦诗浅析》[6]中，将其佛禅诗分作佛教劝戒诗和禅悦诗两类，而其禅悦诗又分为禅语禅典诗、禅理诗、禅悟诗、禅境诗、禅趣诗几类，并分析各类诗歌具体包含内容及思想特征，系统地对寒山子佛禅诗进行了分类整理工作。另有何西虹的《略论寒山景物诗中的禅意》[7]一文，对寒山景物诗中所体现的禅意之美有所论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寒山诗集提要》中指出，寒山诗“其诗有工语，有率语，有庄语，有谐语”。可见寒山诗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是探究其诗的艺术特色。李振杰《寒山和他的诗》中指出，寒山诗“蕴藏着神秘的禅机哲理”、“形式自由、感情朴实”、“语言通俗”、多用“比拟的手法”等几大艺术特点。李敬一《寒山子和他的诗》中则指出，其诗歌“具有民歌那种通俗、质朴、生动、清丽的特色”、“常采用民歌中的比、兴手法”、“尤其注重自然界声音的模拟”、“体制上一般都较为短小……形式和风格是比较多样的”等艺术特点。钟文《诗僧寒山子》[8]将其艺术风格概括为“讥讽时态，毫不容情”、“劝善戒恶，富于哲理”、“俚语俱趣，拙语俱巧（沈德潜《古诗源·例言》），耐人寻味”、“有许多比喻生动的句子”、“叠字的连用”等几方面。

　　 寒山诗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情景交融，  “信手拈弄”，“机趣横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九））。程德全在《寒山子诗集跋》（见清宣统二年（1910年）刻本）中指出“以诙谐谩骂之辞，寓其牢愁悲愤之慨，发为诗歌，不名一格，莫可端倪”；王宗沐序《寒山子诗集》（见明台州计谦亨刊刻本）有“如空谷传声，乾坤间一段真韵天籁也。”的评价。项楚在《寒山诗注·前言》中认为“不拘格律，直写胸臆，或俗或雅，涉笔成趣”是寒山诗的总体风格。寒山诗所独有的风格为后代文人所模仿，从而形成独特的“寒山体”。

　　 寒山子诗歌最大的特征就是接近口语。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中认为，寒山、拾得是七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三五个白话大诗人”之一，是继王梵志之后“佛教中的白话诗人”  [9]。钱学烈《寒山子与寒山诗版本》指出：“寒山诗十分接近口语，堪称唐代白话诗的典范，在白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语言面貌，对于了解唐代口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对于研究中古和近代汉语，对于研究汉语发展史，都是极其珍贵的资料。”因而，近年来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寒山诗者也不在少数。钱学烈《寒山诗语法初探（上）》[10]从寒山诗中复

　　 [1]《说寒山诗》  载《辽宁大学学报》1986年第二期
　　 [2]见魏子云《寒山子其人其诗之我观》
　　 [3]载《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第一期
　　 [4]黄永武，《寒山诗的巅峰境界》载台湾《幼师月刊》  47卷第五期1973年版
　　 [5]《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三期
　　 [6]《山西师大学报》  1987年第三期
　　 [7]《文学评论》1983年第六期
　　 [8]《文史知识》  1986年第八期  
　　 [9]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十、十一章，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0]《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3年第二期

音词的构成、代词与量词、虚词、句式四方面，探讨寒山诗的语法特点，从而指出其诗在汉语史中的地位。另外其所撰《从王梵志和寒山诗看助词“了”“着”“得”的虚化》[1]及朱汝略《寒山子诗韵试析》[2]　、《对寒山子诗歌形式的再认识》[3]三篇文章，分别对寒山诗的助词及诗韵作了详尽分析。后者的研究成果推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关寒山子“今观其所作，皆信手拈弄，全作禅门偈语，不可复以诗格绳之”的论点。由以上可见，寒山诗的语言无疑在语言史上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由于寒山子及其诗歌在日本及西方得到广泛流传，因而探究其中原因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同时包括了对寒山子形象及思想的探讨。旅美台湾学者钟玲在1970年发表的《寒山在东方与西方文学界的地位》[4]一文中指出，寒山诗在日本地位高的原因有两个，其一，由于日本一流诗人多为僧人，因而其宗教诗特别是禅宗味的诗受到教高评价。其次，其诗语言通俗明了。张德中《试论美国的“寒山热”》[5]、李振杰《寒山和他的诗》[6]以及王庆云《论寒山诗及其在东西方的影响》[7]对这一问题都有所提及，皆指出了寒山思想中儒、道、佛三种思想杂糅的现象及其似疯如狂的个性特征，在后一文章中作者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寒山本然人性的原始主义精神和独居荒林寒岩的生活方式，恰好与美国现代生产、商业和机器化、电子化文明压力下青年一代对于自然和人性的呼唤融为一体，因而被‘拿来’作为理想的楷范，甚至成为美国几乎整整一代人的追求。”同时作者又能够看到寒山诗歌中“意象蕴涵的深刻、广泛，象征与组合的新颖、独到，思绪的冷峻与怅然，眼光的敏锐与跳跃，无不使读者感触，引发出关于自然与社会人生经验的共鸣和审美的共鸣，充分显示了诗中神秘世界和诗本身的魅力”。正是由于寒山本人的形象魅力与其诗歌的独到魅力征服了西方人的心灵，从而使其诗得以广泛接受与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