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应请东渡  初遭挫折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10月15，扬州大明寺在初冬的晨风中迎来了新的一天。

　　 鉴真率领众僧作完早课，刚准备回到僧房休息，忽然从山门那边匆匆走进五六个人来。思托和明债此刻正走在鉴真的左右两旁。看见一群人走来，大家不约而地停下了脚步。大家感到诧意，思托则要上前询问，却听明债突然喊了一声：“道航！”

　　 “道航？”这名字多熟悉啊，鉴真迟疑了一下。这时，只见一个僧人快步走上前来，跪拜在鉴真脚下。“弟子道航拜见师父！”

　　 一看鉴真还在迟疑，站在一旁的明债急忙对鉴真说：“师父，他就是长安安国寺的道航啊！和弟子一同在长安拜您为师的，您难道忘记了？”

　　 “长安安国寺，对！对！我在那里住过，是有个道航，对！他就是道航！”鉴真终于记起来了，他扶起道航，深情地说：“为师离开长安已二十多年了，你那时还是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小和尚呢。”

　　 “师父，这次与弟子同来的还有两位日本僧人，他们对您可是崇拜已久啊！”道航站起身来，对鉴真说。

　　 “啊？日本僧人？他们来这里是……”鉴真感到意外。

　　 “还是让弟子先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日僧普照，这位是日僧荣睿。”道航指着普照和荣睿，向鉴真作了介绍。普照和荣睿立即俯身而拜。接着，道航又把一同来的几位中国僧人向鉴真作了介绍，他们是长安安国寺的澄观、洛阳德清和正在长安求学的高丽国僧人如海。

　　 鉴真立即吩咐打扫客堂，邀一行人到堂内坐下。道航来不及品尝扬州的名茶，便将日僧此行的目的及前后经过等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原来，这次来扬州的日本僧共有四人，除普照、荣睿外还有玄朗和玄法，他们都是日本国第九次遣唐使的成员，是作为留学僧前来中国求法的。

　　 隋唐时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日本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使者和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学习。隋王朝(589__618)的三十年间，日本先后派出三次遣隋使。唐代从603年到894的二百年中，日本又先后派出十九次遣唐使。使团少则一、二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在这些使团中，前来学习佛教的留学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所以佛教成了当时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

　　 佛教自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经几百年的发展，到唐时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那时，日本实行“大化革新”，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积极推行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文化思想，所以日本的佛教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统治阶级对由朝鲜和中国传入的这种新兴宗教采取扶持的政策，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持统天皇(687__696年在位)年间，日本各地寺庙多达五百四十五座。虽然佛教自传入日本后已成了适应日本统治阶级的国家宗教，但和封建制度还不完备一样，佛教的僧伽制度在日本也很不完备。当时，农民为了免除课役，逃亡出家的很多，政府一再下令禁止，也没有收到效果。同时，由于师资不足，无法举行正规的授戒仪式，所以，当时日本人出家一般是通过私度、自度的方式进行的，即一个人只须在佛前自誓受戒，就算取得了正式比丘、比丘尼的资格。这样便产生了放任自流、僧徒冒滥的现象。国家虽然颁布了二十七条僧尼令，但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整顿僧伽组织，确立戒律的传授和奉持制度。而要作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有一位律学精深、德高望重的大师来主持其事，而当时的日本却缺乏这样的大师。

　　 圣武天皇天平四年(公元732年)，日本政府决定派出以多治比广成为大使、中臣名代为副使的第九次遣唐使团。这次出使和以往一样，最重要的是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到中国学习。这时，日本元兴寺有一位名叫隆尊的和尚向政府献策，请求派专人去中国学习律法，礼请高僧。隆尊是当时一位有名的律师，他的建议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他挑选了两位僧人来完成这个任务，他们便是大安寺的普照和兴福寺的荣睿。隆尊对他们说明了请一位律学高僧来日本传授戒律的重大意义，并嘱咐他们说，请大唐高僧来日传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希望他们竭尽全力，完成这个任务。普照和荣睿心领神会，也暗暗下了决心。

　　 于是，普照和荣睿以及同行的玄朗、玄法两位僧人随着日本国第九次遣唐使团一起，于公元733年4月，分乘四条大船，从难波津(今日本大阪)出发渡海来到中国。8月到达苏州。唐朝廷派通事舍人韦景先为接待使，到苏州向日本使团表示慰问。次年4月进入东京洛阳，受到唐玄宗的接见。

　　 此后，普照、荣睿被安置在洛阳大福先寺，跟随定宾律师修习佛法，普照还从定宾律师处受具足戒，获得了正式僧徒的资格。在大福先寺，他们物色到一位名叫道睿的中年僧人，此人是福先寺增算和尚的弟子，深明律法，慨然接受邀请，与在华印度僧人菩提一起，于日本天平八年(公元736)5月，随日本使团的副使中臣名代等人去往日本，住大安寺弘法。但由于道睿在学问和资历方面还不够理想，加上僧员不足，仍不能完成正规的授戒仪式，因此，荣睿、普照认为自己尚未完成来唐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