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名山
　　我国自古富有崇尚自然的传统，名山成为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崇拜的对象。天台山可谓有山皆奇，无水不秀，无比秀丽的山川自古吸引无数文人雅士前来游览、讲道或隐居，在这里留下无数优美的诗、画和文章。特别是道教、佛教传入，大量的寺庙、道观建成，宗教文化和名山融为一体，使这里具有更加浓厚的文化氛围，成为一座文化名山。
　　天台山既是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又是中国道教南宗的祖庭，故有“佛窟仙源”美称。道教以崇尚自然、返朴归真为宗旨，这里成为他们理想的修炼之地。道教传入天台的时间，也在三国吴赤乌元年(238)，时著名的道家葛玄曾在桐柏山炼丹。传说华顶有葛玄茶圃，桐柏有葛玄丹灶。其后道教在天台山缓慢发展，直至明万历后，呈衰退趋势。天台山道人中最为著名的有葛洪，陶弘景和司马承祯等人。
　　葛洪(284—364)，东晋道士和道教理论家、医学家。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曾在天台赤城、桐柏炼丹。著《抱朴子》，其思想基本是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对道教理论有一定的发展。还著有《金匮药方》及《神仙传》等。
　　陶弘景(456—536)，南朝齐梁时道士和道教思想家、医学家。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人。曾任齐朝左卫殿中将军，梁代隐居句曲山，后遍游名山。齐武帝永明九年(491)，住天台山炼丹。其思想脱胎于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理论，并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著作有《真诰》、《登真隐诀》、《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药总诀》，还整理《神农本草经》，著《本草经集注》。他为天台山道教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司马承祯(647—735)，唐代道士，天台山道藏的创建者。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温(今属河南)人。21岁入道，后隐天台桐柏，自号天台白云子。主张“收心去欲”。同唐王朝关系密切，曾先后被武则天、睿宗、玄宗召入宫，备受礼遇。睿宗还为他在天台山建桐柏观，并置有藏经殿。著有《修真秘旨》、《坐忘论》、《上清天宫地府图经》、《上清含象剑鉴图》、《道体论》等。这些著作及整理的其他经文皆置藏经殿中，“桐柏道藏”初步形成。
　　道教在天台山最主要的道场要数桐柏观了。桐柏观在卧龙、玉女、紫霄等九峰回环中，道家称“金庭洞天”。吴赤乌元年，葛玄炼丹于此，建法车仑院。唐睿宗于景云二年为司马承祯在此复置观，名桐柏观，规模宏大，为天台第一道观、道家东南祖庭。此地环境清幽，历代碑刻、吟咏甚多。唐代诗人孟浩然至此不愿离去，他在《宿桐柏观》诗中表示“愿言解缨绶，从此去烦恼。高步陵回壁，元踪得三老。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日夕望三江，云涛空浩浩”。
　　天台山除宗教文化蔚然发展外，儒家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理学在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大师朱熹在乾道九年(1173)至淳熙十年(1183)，三至台州，从释、道二教汲取营养，丰富了理学内容。同时朱熹在此地广收弟子，使台州理学勃兴，车若水、方教儒等著名学者辈出。另外，许多儒士以同释、道交游为时尚，而许多僧人、道士本身就出身于儒士，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天台山的诗僧寒山子就是一位较典型的人物。他生活在唐代，其诗内容丰富，而且包含禅机。一些诗飘逸优美超凡脱俗，而一些诗则能反映深刻的社会现实。故得到人们的喜爱和传诵，流传至今。他的诗“一例书岩石”，寄情于山水之间。后人集之成卷，名《寒山子诗集》，共收诗300余首。
　　释、道、儒长期并存互相融溶，成为天台山文化的又一显著特点。唐宋之际，“三教”相互影响加深，其代表人物都先后表示出宽容的态度。宋孝宗曾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主张。宋初天台宗十七祖知礼提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明确表示出向儒学的靠拢。释道二教也相互吸收，日趋融合。《佛祖统纪》中记载：“天台张平叔，少得混元之道。……道成，著《悟真篇》传于世，尝遍参禅门，大有省发。”说明北宋初年已有道士参禅的风气。其实早在唐代，司马承祯已引佛入道，创立三戒、五渐、七阶炼养理论，被称为“佛道双修”学说。三教融合还基于共同的认识，即都重内在的修养——“修心”。另外“三教”的互补性也是它们长期共存的重要条件。“儒”作为经世之学，注重调节人与人的关系，“道”重在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释”则重在调节人与“天”的关系。人们同时需要“三教”，而三教也因此长期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