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而又实在的物质世界、生命世界和精神世界，组成了人们的认识。人们依据自己的感官，对外界的山河大地、鸟兽虫鱼、草木花果产生感觉和认识。这一切是那么的实在，那么的亲切，是“有”。而人们的感官、思维和情感，也是那么的实在，那么的亲切，也是“有”。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主观的和客观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为什么《心经》和整个佛教却视而不见，大谈其空呢？《心经》明明看到了有眼耳鼻舌身意，也看到了色声香味触法，还要一再强调这个空呢？不用说现代一般有科学常识的人难以接受，古代不少僧人对此也曾大惑不解。唐代洞山禅师青年时反复学习《心经》，有一次他把自已脸一摸，不知怎的就疑惑了，他说：“我明明有眼耳鼻舌嘛，《心经》怎么会说是无呢？”抱着这样的疑问，他离开了自己的寺院外出参学，终于在以后明白了、开悟了，成了曹洞宗的开山祖师。

　　 空在佛学里有三层含义，一是缘起空，二是自性空，三是当体空。缘起空的道理一般人容易接受，“物从因缘，故不有；缘起，故不无。”事物总是相对的，一面是有，另一面就是空(无)，既对立，又统一，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正好说明这一点。自性空在缘起空的基础上进了一层，自性空认为，空性是绝对的，随缘而起的有是相对的，因而在空性中，有是不存在的。如果自性空中有了有，那这个空性就不空了，缘起因为失去了这个空就不起作用了。所以只有在自性空中，才能缘起，才有运动和变化展开的可能性。而当体空则是认识的主观空性，没有这个主观的空性，就不会产生受想行识这种多方面、多层次的认识活动。

　　 以色空的关系而言，色与空是对立的，一方面是有，一方面是空；色依空而有，空依色而有，但这只是认识中的表层现象和内容。佛教认为，生命、精神、认识的结构与宇宙、世界的结构一样是多层次的，仅仅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就有五种层次不同、相互区别的世界。而六根、六尘、六识这十八界则又可以分为六类十八种不同层次、相互区别的世界——眼所感受的世界毕竟不同于耳所感受的世界，更不同于心灵所感受、所涉足的世界。但世界在实质上只有一个，不论是五蕴分别得到的不同世界也好，还是十八界所区分的不同世界也好，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世界，而不应是五个或十八个。人们的生命、精神是一，也不应该是五个或十八个，也不应被分割于十二缘起之中或四谛法之中。《心经》分别对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四谛法作了否定，一方面是依据绝对的空性观照，另一方面则是站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无上正等正觉的高度，从人生宇宙的整体法相——“一合相”来论证的。无论“五蕴”或“六识”如不从整体认识着手而各自为阵，各各执着于自己的认识而不空，那就会产生瞎子摸象，各执一隅的令认识无所适从的后果 在这个意义上，不把它们空掉，不分别对它们进行否定也是不行的。

　　 当然，人的认识从来也并不因为五蕴六识的不同而把世界分为相互五个、六个或十八个相互隔离，互不相干的都分。人的认识总是自觉地把这些相互隔离，互不相干的各个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看见了一条狗，听到了狗叫，闻到了狗味，吃到了狗肉等等，眼耳鼻舌身的不同功能，非常巧妙地、互不相扰地统一在人的意识和行动中。这也是眼耳鼻舌等皆具空性，才能相互渗入而融合。

　　 但人的意识也是有层次的，前五识可以统一在人的意识中，而意识本身却有着人们不太了解的三个层次，也就是唯识学中所说的第六、第七和第八识，在《楞伽经》中还在第八识上划出了第九识。这都是人们精神中的实际存在，人们无不生活于其中，但对这个第七、第八、乃至第九识却毫不了解。人们所熟悉的，仅仅是第六识；也就是人们的理性思维及自我意识中得到明白感受觉知的那一部分而已。

　　 佛教把万事万物万法归结为有为法和无为法两大部分。

　　 人们对因缘而起的有为法尚能有所了解，五蕴、六根、六法、六识所产生的认识都是因缘而起的，那些具体的事物、生命和精神现象都是因缘而起的，故能为我们所认识。但无为法超然于五蕴和根尘识之上，不是缘起所能产生的，是佛菩萨们专有的精神领地，这在世俗众生的认识里，恰恰是一片盲区。

　　 佛教以空作为武器，主要是针对两大目标，一是针对“我”，二是针对“法”。佛教认为，生死苦海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对“我” 和“法”，特别是对“我”的那种贪恋和执着。眼耳鼻舌身意是谁的？当然是“我”的，没有“我”，这个眼耳鼻舌就只是一堆死肉而已；这个意，也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主宰的电脑盘而已。有了“我”，才有了“我”的眼耳鼻舌，才有了“我”的感觉和认识，才有了“我”的行为与活动，才有了“我”所认识和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我”的一切，必须以“我”为中心，离开了“我”这个中心，世界就会发生错乱，如患了精神病一样的乱七八糟。宇宙万物存在与否，对“我”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我”之所以为“我”，“我”的这种存在，才是存在中最根本、最要命的一种实在。人们大多忙于对外在事物的应酬，没有花多少心思用于对这个“我”的推敲，但在潜意识的深处，“我”。的这种执着是深入骨髓的，人世间那种种的矛盾是非、荣辱得失、情感和理智所能落足的任何角落，无不因“我”而起。“我”的奋发，给世界带来生机和光明，而“我”的膨胀，却给世界带来了罪恶和危机。

　　 “我”是带有占有性和侵略性的，如“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名誉、地位、财富等等。但外部世界并不是那个“我”可以随意占有的，它要反抗，甚至要反过来对那个“我”进行占有。于是这个“我”又产生了压抑和不安。而且社会上的“我”是众多的，彼此相互虎视沈沈，如同鲁迅先生所刻画的一群刺猬。这就使“我”处于矛盾和仿徨的地位，一方面雄心勃勃，一方面又无可奈何。

　　 如果对“我”进行多层次的探询，想必是饶有兴趣的。一般来讲，“我”和“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不可分割。若“我”是医生，对自己进行诊断，治疗，这个身体就与“我”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是主体，一是客体——主体的“我”对其所有的物进行调整。若“我”是心理学家，对自己的精神现象和心理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那么“我”的主观精神也被分割成两个部分，一个仍是主观的“我”，另一个则变成了“我”所认识和研究的客体。“我”进行认识和研究的方法是逻辑和理智，若“我”是哲学家，是研究逻辑和理智活动的学者，又对白已的逻辑和理智程序进行研究，那么这个主观的“我”又再一次面临分割……这个“我”最终是什么呢：是物质、是生命、是纯精神？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空一直贯穿于其中。没有这个空，上面所谈到的一切就不会来来去去出没于“我”之中，“我”产生和容受着这一切，但却又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