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的基本原理就是真常唯心论。太虚大师判别大乘佛教为三宗，一法性空慧宗，二法相唯识宗，三法界圆觉宗。在太虚大师的判教前提下，印顺法师又提出大乘佛学有三论，一性空唯名论，二虚妄唯识论，三真常唯心论。两位大师的判别划分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笔者对此也有一点看法，笔者认为，真常唯心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哲学观，印度婆罗门教是真常论，中国天道哲学也是真常论，西藏原始苯教同样可以被当成真常论。但是中国佛学的真常唯心论是非常独特的，它与外道各种真常唯心论都有本质区别，即便与印度佛教中的真常唯心论和藏传佛教中的真常唯心论也是不同的。中国佛学真常唯心论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初步是由圆教义理的构造，后来以顿超直指的实证为完成。中国佛教徒坚信，中国佛教真常唯心论的法脉是源于释尊的菩提性海。在印度大乘经典中，确实有谈常论实的圣教，不过在印度，真常唯心论没有形成学派，而所谓的印度佛教的真常唯心论，那不过是梵化的佛教而已。西藏佛教深受印度晚期佛教影响，故而其真常唯心论也没有摆脱外道真常唯心论的桎梏。唯有中国佛教的真常唯心论，是彻头彻尾的独立体系，虽然在文化背景上看，它与中国传统哲学有渊源关系，但那是在克服中国传统哲学真常论的不足。其实印度佛教又何尝不是源于婆罗门教，最后超越了婆罗门教，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笔者鉴于真常唯心论的重要性，试图通过对中国真常佛学的探讨，从而厘清真常唯心论的概念及其理论价值。

　　一、中国佛学的根在印度佛学中。我们知道佛教起源于印度，其思想文化根源也是在印度历史社会中形成的。由于佛教的传播，佛教文化到了不同文化的国度，也就与其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其国度特色的新佛教文化。虽然在不同的国度中，佛教文化表现形式会作适应性调整，但是佛教的主体精神仍是以印度佛学思想为其根基，中国佛学就是如此。在当今世界上，佛教有三大语系，即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从文化背景上讲，汉语系佛教历史最悠久、文化最丰富，所以中国佛学也是最具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在天道本体论上是十分高深的，然而在逻辑学、认识论上则不太发达。没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有效的认识论，其本体论就是独断论的本体论。为了摆脱独断论，寻求有效合理的方法，中国哲人向外“取经”，而印度佛学满足了中国哲人的求知欲，从而汉唐八百年间，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因为中国固有文化的天道观根深蒂固，中国人是以天道观来接受佛学的，可以说中国人是把印度佛学当成天道观的逻辑学和认识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采用印度佛学的本体论。中国佛学实质上是中国传统哲学与印度佛学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印度佛学的主旨在于开智慧，所以中国佛学也是以开智慧为根本，由此可见中国佛学的根在印度佛学中。

　　二、中国佛学终结了中国传统哲学。虽然中国佛学也是以开智慧为本，但它的哲学内涵则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天道观有关。也就是说，中国佛学把佛学中的真如和天道本体等同一物。所谓天道者，就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成就万物的生因。中国传统哲学，由于在体系中缺乏认识论和逻辑学，所以它的天道本体论是一种无效的本体论。中国佛学在继承天道本体论的前提下，把印度佛学的认识论结合进来，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其逻辑能够自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天道哲学的终结。中国佛学的主体是真常唯心论，它把宇宙（天道）本体绝对精神化，把主体心灵与宇宙精神统一起来，形成了佛教化的天人合一观。
　　有人认为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顶峰，其实宋明理学并没有超越中国佛学。在思辩上，天台宗和华严宗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在体认上，禅宗和净土宗可以说最为方便简捷，这都是宋明理学无法比拟的，而宋明理学中的形上本体观念无非是理学的佛学而已。我们有理由说，中国佛学确实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任务，并且使其体系化。中国佛学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任务，主要在于两点：一是由于印度佛学具有深刻的逻辑学和认识论，二是中国佛教学者具有创新意识，能够把中印两种文化哲学进行有机结合，在异中求大同，为能使佛法根植于中国，以中国哲学论题为基础和契机，超越印度佛学，使思维转向，以满足华夏人的价值取向。

　　三、中国天道哲学与中国佛学的真如本体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源于《易经》，流衍为两大派，一是道家，二是儒家。这两家的形上学根据都是《易经》，道家仅发挥《易经》坤卦之思想，而儒家则以乾卦为法要；道家以无为本体，儒家以有为本体；道家讲无为而治，儒家讲有为进取；道家忘世离尘，儒家入世立业。其实儒道两家都各有偏弊，都失去了《易经》本义。《易经》确实对天道（宇宙本体）有所彻见，但因语焉不详，加之又是用卜卦的形式来表现，使其更具神秘性，变得不可捉摸了。在《易经》中有与无是统一的，它将有与无的统一之道称作天道，也就是中道。仅就中道观来讲，它与佛学之中道是很接近的。印度佛学的真如本体是一个无为之理，是最高级的共相；中国佛学把真如之理与存在之事统一起来，形成了事理一体的真如本体观念，这是受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念影响之故。这样中国佛学的真如本体也就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道本体有相通之处了，其实这是对中国天道观的发展。中国的天道哲学是一种整体有机主义，处处讲合一、讲中道，这正与佛学的不二法门的中道有吻合处。我们可以这样说，印度佛学精深，而中国传统哲学则博大，中国化的佛学则是两者的有机统一，所以中国佛学博大精深。中国佛学把儒道哲学统一起来，（在形上学中）回归到《易经》本义上了，同时又发展了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佛教化了。

　　四、中国佛学的真常唯心论是独特哲学体系。一般讲中国佛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和印度佛教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其实要进一步地说，中国佛学是既异于印度佛学，又异于中国哲学，既继承了印度佛学，又继承了中国哲学，既解决了印度佛学的难题，又解决了中国哲学的难题。所谓异于印度佛学者，中国佛学的本体论是与发生论相统一的，而印度佛学的本体论和发生论是相区别的；中国佛学的心是真如本体，而印度佛学的心则是生灭的有为法；中国佛学讲性觉，而印度佛学讲性寂；中国佛学讲无为缘起，而印度佛学讲有为缘起。所谓异于中国哲学者，中国哲学所讲的天道本体论没有认识论为其表达方式，而中国佛学的真如本体论是有认识论为其表达方式的；中国哲学没有扬弃心物实体观念，因而其本体论中有两大宗，一唯物、二唯心，而中国佛学则达到心物一体论，把本体论中的心物二执扬弃掉了。所谓继承了印度佛学者，主要是在于成佛问题上，因为印度佛学都基于经验界，所以在论证成佛问题时总是摆脱不了逻辑矛盾，而中国佛学从超越论角度，对成佛问题做了阐释，摆脱了思辩中的矛盾；另外在佛性问题上，中国佛学把佛性当成本觉之性，这样成佛不是创新而是回归，放下即是。所谓继承中国哲学者，就是把天道观给认识论化，从而使天道哲学体系化了。印度佛学难题在于理与事的关系，而中国佛学用体用来解释理事关系（当然持印度佛学立场的人不同意这种解释）；中国哲学的难题就在于所设定的本体如何能够有效，而中国佛学使其成为可能，也就是把主体心之认知与实践参入，从而解决了中国哲学的难题。中国佛学的独特体系就是建立在如上的文化境遇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