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以佛教中国化为总体背景，考察了宋代以降中国佛教孝亲观的内容及其特色。文章认为：宋代契嵩为代表的《孝论》是中国佛教孝亲观系统化形成的标志，宋代以后，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并力倡持戒与孝行的统一、孝顺与念佛的统一，使“戒孝一致”、“孝顺念佛”成为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孝亲观的特征，从而达成了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宋代以后，三教融合，佛教的中国化具体地表现为佛教伦理的儒学化、世俗化，世俗生活成为佛教关注的重要内容，佛门注重以布道弘法劝诫世俗，扶世助化。
　　 “孝亲”问题向来是佛法与名教论争的焦点，此一时期，佛教已全面中土化，佛法与名教之争，只是同室操戈。佛教的任务，也不再是为自己在中土争地盘，而是在中土进一步渗化流行（唐宋以后，都市佛教的衰微，并不影响禅、净为代表的中土佛教的继续演化）。甚至有些亦佛亦儒的学者，是借佛教之口宣扬孝道，而非借孝道之名去迎合名教、为佛教找生存之路。这样，所谓的佛教孝亲观，不再是与传统名教的论争中，争何者高明的问题，而是以何种立场宣扬孝亲更为高明的问题。显然，宋代佛教宣扬的孝亲观，给中土世俗伦理开拓了更大的教化市场。
　　 中国佛教孝亲观的系统化即完成于此时。这种系统化的完成，以宋代禅僧、“明教大师”契嵩（1008—1072）的《孝论》为标志。
　　 　　（一）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三教论争、佛法向中土传统的牵附还带有强辩色彩，如果说唐初法琳的护法更多在“大孝不匮”上做文章，如果说道宣、善导、宗密、神清等在孝亲观上是既护法又布化，那么契嵩的《孝论》则完全以一个受熏于儒学的禅僧的眼光去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了。
　　 契嵩的《孝论》共十二章，见其《镡津文集》的卷三《辅教篇》。《辅教篇》系针对唐韩愈以来反佛言论而作，分《原道》、《孝论》、《非韩》三卷，《孝论》是其中一卷。
　　 第一章《明孝章》认为：“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发挥了《梵网经》的“孝名为戒”的思想。契嵩说道：
　　 孝名为戒，盖以孝而为戒之端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众善之所以生也。为善微戒，善何生耶？为戒微孝，戒何自耶？故经曰：使我疾成于无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
　　 契嵩在此强调戒、孝、善的互融互摄关系，即无戒就无善，无孝就无戒，孝德是成就佛道之本，诠释了“孝名为戒”的伦理趣旨。
　　 第二章《孝本章》，阐明父母是天下三本之一：“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师也者，教诰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冒也，饮食可无也，此不可忘也。……大戒曰：孝顺父母师僧，孝顺至道之法，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第三章《原孝章》，明确肯定“天地与孝同理也，鬼神与孝同灵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的观点，对儒家天经地义的孝道法则表示认同。
　　 第四章《评孝章》，讲佛门孝心远大：“孝子慎终追远之心也，……是不为远，而孰为远乎？是不为大，而孰为大乎？”
　　 第五章《必孝章》，讲孝为众善之端，教人们不要以出家弘道而溥善父母：“圣人之善，以孝为端，为善而不先其端，无善也。……夫出家者，将以道而溥善也，溥善而不善其父母，岂曰道耶？不唯不见其心，抑亦孤于圣人之法。经谓，父母与一生补处菩萨等，故当承事供养。”启发人们应当如供养菩萨一般孝养父母。
　　 第六章《广孝章》言：“天下以儒为孝，而不以佛为孝。曰：既孝矣，又何加焉？嘻！是见儒而未见佛也。佛也极焉，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这里，契嵩阐述以佛教行孝，既能“广之”，又能“神之”，也就是既能强化信仰又能扩大孝行范围，这样的孝才是至孝大孝。
　　 第七章《戒孝章》，讲修福持戒离不开孝，笃孝求福离不开戒：“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笃孝；笃孝，不若修戒。”
　　 第八章《孝出章》言：“孝出于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广之，则为善不大，而为孝小也”，强调要尽心佛道而为大孝。
　　 第九章《德报章》，讲说佛家之行孝报恩是至纯至极。
　　 第十章《孝略章》，讲说圣人为孝的深渺。
　　 第十一章《孝行章》，以慧能、道丕等不遗其亲，不忘其本的例子，说明敬养父母的孝行是全孝至孝。
　　 第十二章《终孝章》，阐述佛门也应以自己的方式在父母辞世后实行“三年心丧，临丧宜哀”，教诫佛徒不忘世情，慎终追远。
　　 契嵩的结论在《孝论》的开篇处已表明：“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注：以上所引均见契嵩《镡津文集•辅教篇》下，载《大正藏》卷五二。）”我们认为，契嵩的《孝论》虽然没有抛开其佛家立场，但其对儒家伦理的认同与肯定是非常明显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劝佛行孝，等于失去佛教在中土生存的世俗基壤；如果不劝世行孝，等于拱让佛教伦理的教化市场；如果不以佛言孝，等于丧失佛教伦理的信仰力量。契嵩劝佛行孝、助世行孝，旨在培植佛教在中土的世俗之本；契嵩以佛言孝，并神之、广之，旨在维护佛教在中土的信仰之根，这种努力源于其以佛摄儒，以戒摄孝的佛家用心，这种努力也由于中国化佛教关注世俗、注重现实、融佛于儒、以孝说戒的内在必然。
　　 　　（二）
　　 契嵩之后，在“三教一理”的风潮中，佛教孝亲观更得以渗化弘传，佛家的孝道已成为僧俗两界共同接受的佛教道德意识，也成为僧俗两界广为信持的佛教道德行为。宋代禅僧大慧宗杲（1089—1163）的《宗门武库》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
　　 任观察，内贵中贤士，微庙极眷之。任倾心释氏，遍参知识，每自叹息曰：“余幸得为人，而形体不全，及不识所生父母，想前世轻贱于人，招此报应。”遂发誓，遇休沐还私宅，屏绝人事，炷香礼佛，刺血写法华经一部，每一字三拜，愿来世识所生父母。（注：引自《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清光绪七年常熟刻经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