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契嵩的“孝为戒先”和“戒为孝蕴”之后，有关戒孝关系的观点得到进一步阐发，佛家孝亲观的内容因此而更为丰富。
　　 元代的普度（？—1330）在其《莲宗宝鉴》中言：
　　 念佛是诸佛法之要门，孝养是百行为先，孝心即是佛心，故孝行即是佛行。如欲得道同于诸佛，必先孝养双亲，故赜禅师云：孝之一字是众妙之门，佛语以孝为宗，佛经以孝为戒。（注：见普度《莲宗宝鉴》卷一。引文中颐禅师指宋代宗赜，曾著《孝友文》一百二十篇。前百篇论说世间孝（小孝），后二十篇论说出世间孝（大孝），今文不存。）
　　 以孝为宗、以孝为戒的观点也出现在明代云栖祩宏大师（1535—1615）的《梵网义疏发隐》、《义疏发隐问辩》等著述中。云栖认为“戒不离孝”、“只一孝字可概戒义”、“一孝立而诸戒尽矣”。（注：云栖《梵网经心地品菩萨戒义疏发隐》卷二，（台）东初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如果说“戒不离孝”是倾向于“以孝为戒”，那云栖一句“孝名为戒，始于孝顺，终于持戒。戒乃贯诸愿而成始成终也”，（注：云栖《梵网经心地品菩萨戒义疏发隐》卷二，（台）东初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则是倾向于“以戒为孝”，坚持其孝亲问题上的宗教立场。同样，智旭大师（1599—1655）也表达了他有关以孝为戒、以戒为孝的观点。其《孝闻说》中言：
　　 世出世法，皆以孝顺为宗。……而欲修孝顺者，尤须念念与戒想应。如曾子云：无故而杀一虫蚁，非孝也。世孝尚尔，况出世大孝乎！以要言之，真能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决不敢犯戒造恶。经言孝名为戒者，正欲人以戒为孝故也。（注：智旭《灵峰宗论》卷四之《孝闻说》，金陵刻经处本。）
　　 智旭主张以戒为孝，主张佛门之孝落实在行持戒法上，表明他以佛法摄收孝道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佛门内部要不舍恩义、主张奉持戒法时应尽心孝养父母，即主张以孝为戒、把持戒立足于孝行基础上。若不行孝道，则犯重戒。他这样说道，出家修行“但舍虚名，不舍恩义。但律制比丘，应尽心尽力孝养父母，若不孝养，则得重罪”（注：智旭《梵网经合注》卷七，见（台）佛教出版社1989年印行《蕅益大全集》。）。智旭由主张把持戒立足于孝行基础上，继而视孝道为“至道之宗”，视报恩孝亲之情为“菩提之基”：
　　 儒以孝为百行之首，佛以孝为至道之宗。盖报恩心出于万不可解之情。……是情也，谓为世法，实是菩提之基。（注：智旭《灵峰宗论》卷七之《题至孝春传》。）
　　 如果把戒孝关系放在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关系中考察，中土佛教以孝为戒和以戒为孝两层含义即表现为佛教伦理对儒家孝道的吸收和佛教戒法对儒家孝道的摄纳。而当这两层含义展开在持戒与孝行统一的修持实践中时，中土佛家孝亲观便显示出其殊胜风貌。
　　 　　（三）
　　 宋元以后的中国化佛教，在孝亲观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倡导孝顺与念佛的统一。
　　 念佛与持戒一样，都属佛门的修行实践，在修行实践中与孝行相联系，表明中土佛教的孝亲观已落到实处，亦表明基于现实、融于世俗的孝亲观更能贯穿于学解和实践。
　　 孝顺与念佛统一的信仰前提是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净土信仰的流行，孝顺与念佛统一的典论根据是净土三经之一《观无量寿经》中的“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注：《观无量寿经》，见《大正藏》卷一二。）经中申说念佛法门是解脱正道、孝顺父母是往生之正因，于是达成了孝顺念佛的统一。
　　 关于孝顺与念佛的统一，禅净合流的倡导者宋代永明延寿（904 —975）就有过“敬养父母是第一福田，是开生天之净路”的观点， （注：延寿《万善同归集》，清同治十一年金陵刻经处本。）至明末禅净交融的风潮中，以净土念佛法门为归的云栖（莲池）大师，认为“念佛修净土者，不顺父母，不名念佛”，（注：《卍续》五九册，第705页。）倡导不违孝道，兼顾道俗的念佛法门，继而主张“家有净室，闭门念佛可也，不必供奉邪师。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注：转引自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66），（台）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139页。 ）明末孝顺念佛的主张也得到佛门居士们的鼓吹，李贽（1527—1602）在其《焚书》中言：“念佛者，必修行，孝则百行之先，若念佛名，而孝行先缺，岂阿弥陀亦少孝行之佛乎？”（注：见李贽《焚书》卷四，《读若无寄母书》。）在李贽看来，孝行是念佛成佛的必要条件，如果缺少孝行，则无佛可成。
　　 近代佛教史中，印光大师（1861—1940）是孝顺与念佛统一的积极倡导者。印光大承净土遗风，专事念佛，又视佛教以孝为本（著有《佛教以孝为本论》等文），以儒家伦理和念佛法门教人，推进了近现代“人间佛教”的行程。
　　 印光大师认为：“念佛之人，必须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注：见《印光文钞》续编。）并主张学佛者应出于孝子之门，认为只有那些不忘贤母之恩，以立身行道彰显父母祖宗之德之贤人才能往生净土，成就佛道。（注：参见《印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85页、第3页。）与印光大师相应，太虚大师（1889—1947）也主张培本报恩、孝顺父母是“人生应作的第一要事”，（注：参见《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第235页。）周叔迦先生（1899—1971）也认为念佛学佛者的人格是“善人”，而“善人”的要决便是“孝”。（注：参见《周叔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25页、第27页。）
　　 总之，宋代以后，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并力倡持戒与孝行的统一，孝顺与念佛的统一，使“戒孝一致”、“孝顺念佛”成为宋代以后中土佛教孝亲观的特征，从而达成了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这种契合，既是佛教伦理向中土纲常名教靠拢糅合的产物，又是中土佛教走向注重现实的内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