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道宣却对仍然坚持头陀行的禅宗支派表示极大的敬意。他对那禅师、慧满等赞颂不已，还对慧瓒一支的“嘉尚头陀”表示赞赏，因为慧瓒的改革步子较小，对于传统触动不大，“威仪所拟，无越律宗；神解所通，法依为基”，于律于教都不算违背。通过这些褒贬，道宣的态度非常明显，即不赞同改革，更不希望禅宗单独建立戒规，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严重的越权行为，对于律宗的威胁和损害尤大。

　　禅宗的改革不仅受到佛教内部以道宣为代表的律宗及其他教派的反对，还受到了朝廷官方的阻挠，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朝廷对于追求独立、不与官方合作的禅宗一向是心存疑虑的，故对之多方刁难，惟恐其势力坐大。据《历代法宝记》等记载，贞观十七年朝廷曾下令各地山居僧人必须移居近市，不得在山中聚众，智岩、法融等都因此移至南京附近，而道信大师则宁死不从。虽然从禅宗本身来讲 ，并无与朝廷对抗的企图，然从朝廷的角度来看，一个拥有数千人乃至万人的庞大僧团聚居山中，自立规矩，既不受传统律制约束，又不与官方合作，这确实是相当危险的。

　　道信、弘忍都顶住了来自官方的政治压力，维护了禅门的独立，但下一代的代表人物神秀、老安等没能坚持到底，最终被招入宫中，成了官禅的代表。这也许与朝廷的恩威兼施、威胁利诱有关，也可能是神秀等人有意借助官方的力量提高禅宗的地位，双方的合作使得北宗成为影响最大的宗派，但也使禅宗当时最大的一支走向异化，成了养在金笼中的鸟。应该说，神秀对此是很不满意的，他人京之后便屡请还山，结果到死也没获得自由。

　　沦为官禅使得北宗的戒律改革走向另一条道路，一方面借助朝廷的支持，北宗的菩萨戒法获得了合法地位，禅宗宗师同时成为戒法的权威，有单独对徒众授予菩萨戒的权力，另一方面，菩萨戒法的改革也走向终结，北宗尽可能向传统戒律靠拢，普寂对弟子强调“尸波罗蜜是汝之师，奢摩他门是汝依处”，以戒为师，以定为依，北宗后来的传承甚至靠律师维系，⑧这不能不说是戒禅合一、化禅为律的结果。

　　然而禅宗的戒律革命并未因此消歇，而是进一步向前发展。惠能一系的南宗继续保持了禅宗的风格与精神，并将戒律革命引向深入，提出了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的无相戒。

　　无相戒的仪式是，令受戒者胡跪，先传五分法身香，再授无相忏悔，次发四弘誓愿，更授无相三归依戒，尔后又说一体三身自性佛。无相戒的基本内容都有经典出处，然而却又经过惠能的改造，总归以自性为中心，归依自性三宝。

　　无相戒的内容见诸各本《坛经》，兹不细述。其特点一是化他律为自律，从归依佛到归依自性，完全破除了外在的形式和对外的崇拜，将戒相与戒体融于一身，这是惠能对传统戒规创造性的解释和改革，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二是体现戒定慧、律禅教三者合一的精神，不再是单纯地被动地持戒，而是心地无非、心地无痴、心地无乱，无非自性戒，无痴不生惑，无乱不生欲，如此自然持戒，不必强求。

　　无相戒的授戒师是六祖惠能，受戒者则不限道俗。无相戒传授的背景是“广韶洎四方士庶骈集山中听法”，人员杂乱，容易产生种种是非矛盾，通过授无相戒，一令听法者觉悟得道，不起争心，二使来者有所约束，不致生乱。从《坛经》记载来看，惠能似乎尚无以无相戒取代传统戒法的意图，无相戒似是传统戒法的补充，学僧在正式受戒之后再受禅门无相戒，听法的俗人虽未正式受戒，也可受无相戒。然而禅宗内部似乎对受无相戒特别重视，据敦煌本《坛经》，法海在编录是经时特意加上“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的称号，可能在当时禅宗(南宗)内部，是否曾受无相戒及受戒时间是禅僧资历的重要参数，法海属于首批受戒的大弟子之列。

　　无相戒除了为佛教内部立法，还对世俗道德伦理进行规范。六祖应韦琚的请求，为在家居土修行作了一个无相颂：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此颂似乎了无深义，却是佛教道德的世俗化的开端，表明佛教道德不再局限于僧团内部，而是要通过在家居士向世俗社会扩展，一步步占据过去只是属于儒家的地盘，这对于建设人间佛教有重大意义。

　　如果说过去的“菩萨戒法”从名目到内容上都还带有明显的传统戒律的痕迹的话，那么无相戒则可谓六祖的独创，也是禅宗独有的戒规。如此前面所提出的一个问运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即禅宗有没有资格和权力单独制订戒规?

　　佛教由三学修习偏重的不同产社三师和三宗，即律师、禅师、法师和律宗、禅宗、教宗，三者各有分工，各有特长，同时也有各自的权限，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而又相互监督、相互限制的关系。禅宗单独制定戒律，在律宗看来就是一种侵权或越权行为，当然是不合法的。那么禅宗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禅宗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佛是一切佛法的制定者和最高权威，经为佛曰，律为佛制，论是佛旨，而禅宗则认为自己是大迦叶以来的持法者传人，等于是现在是佛，因而所说为经，所制即律，其合法性是毫无疑问的。

　　无相戒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传统戒规，其对传统接轨和律宗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无相戒的制定，使得禅宗对律宗的依赖、或者说受律宗的的限制减弱了，律宗的地位各影响大为削弱也就不可避免了。六祖似乎有意重新确立禅宗佛祖嫡传、堪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的权威，不仅制定旅法，还宣说《坛经》，由此使得禅宗经律论齐备、戒禅教圆成，具备了统一天下佛教的理论基础。

　　神会还只说《金刚经》传宗，其后辈则干脆以《坛经》传宗了。鹅湖大义一派似乎对于“洛者曰会，得总持之印，独耀莹珠，习徒迷真，竟成《坛经》传宗”(韦处厚《兴福等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不满，但他们不是否定《坛经》的权威，而是反对将《坛经》作为密传法门，有违六祖普示正法之意，也反对将《坛经》教条化，《坛经》传宗表明在禅宗内部《坛经》已经取代古教成为最重要的宗经。禅宗通过不立文字破斥和对抗宗教对经典教义的迷信，又以《坛经》树立自己的教义，一破一立，使得禅宗在教义教法上有了压倒教宗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