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法本来是禅宗的专长，如今又在戒律和教法上独树一帜，这就使得律宗和教宗都无法于之抗行了，这是六祖建设禅宗的重大贡献。然而，无相戒主要是针对个人修行，缺乏社众和团体组织的细则，大概在六祖看来，每个个体的问题都解决了，群体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这些对于利根和得值六祖这样的大善知识的殊胜因缘下不成问题，但后世是无法效仿的。随着禅宗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问题就愈发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百丈大师制定了《百丈清规》，有效地解决了禅宗丛林的组织和规范问题。

　　百丈清规的制是为了彻底摆脱律此规规度的限制，使禅宗完全走向独立。不住律寺，别立禅居，这是禅宗长期以来的，但表面上还得寄名律此寺，其禅居名义上也是律寺的别院，还得受其约束和局限，影响了禅宗的发展。百丈别立禅居事实上是建立完全与律寺脱钩的禅宗丛林，并制订了一套“博约折中”、务尽其宜的新规范。

　　清规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建立了以普请法为本的共同劳动、自食其力的新经济模式。农禅合一的模式虽然可能由来已久，但尚未明确成为固定的规矩，清规则使之走向完善。这种新经济模式一方面使禅宗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基础，这使其独立自主的精神有了可靠的现实保证，也初步解决了禅宗的生存权问题。在会昌法难之后，这种独立的经济模式更加显示出了其生命力，也是禅宗得以独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共同劳动不仅为禅宗建立了经济基础，还创造了劳动修行合一的新的禅修方式，在劳动中修行，在修行中劳动，使世俗的劳动神圣化，成为修行的重要手段，其意义极为巨大。韦伯指出，基督教新教禁欲主义解决了劳动合法化问题，将劳动视为禁欲和修行的手段，把工作看作符合神意的天职，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使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得到很大的发展。禅宗同样解决了劳动的合法化问题，并且为寺院经济和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做出了贡献，虽然没能起到基督教新教的作用，但其意义还是不能低估的。

　　其二，建立了平等与权威兼顾、自由与秩序并重的新体制。禅居不立佛殿，只树法堂，一方面表明破除外在权威、佛与众生平等，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禅门宗师“佛祖亲嘱受，当代为尊”的高度自信和权威意识，同时还可能有经济上的考虑，以免带来过重的不必要的经济负担。行普请法，上下均力，表明人人必须参加劳动，劳动是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即使长老也无权拒绝劳动，这也体现了平等精神。用餐时也是“斋粥随宜，二时均遍”，无人享有特权。除长老外，其他僧人不论高下，都依夏次住于僧堂。长老为一寺首脑，但其他僧人在讨论问题时也可对之进行质问，“宾主问酬，激扬宗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禅宗坚持平等原则，但同样尊重权威。长老、住持、方丈，是一寺之主，既是教法的权威，也是行政的权威。除长老外，还有各级执事，负责管理寺中事务，都有各自的权力。

　　佛教以出离生死、自由自在为根本目标，禅宗也尽可能保证每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在日常生活方面“除入室请益，任由学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准”，令学者在自由活动中以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自觉悟道，尽可能减少外在的约束和限制。在讨论问题、探寻真理时也保证每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提问，自由辩论。虽然如是，禅居也不允许滥用自由，而是有严格的秩序，通过秩序和法规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对于违犯戒规者也不姑息纵容。平等与权威兼顾，自由与秩序并重，使得禅居之中保持了稳定而有活力的有序状态，保证了禅宗的健康发展。中国佛教既未走向保守僵化，也未导致失范异化，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家风，这不能不说是清规的功劳。

　　由于禅宗制订了更适宜于佛教发展的清规，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律宗的职能，使得律宗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到了宋代，禅宗独领风骚的局面更加明显，许多律寺事实上已经成为禅居，因而“革律为禅”运动也就顺理成章了。革律为禅加强了禅宗的地位，也使律宗和律学的地位更加江河日下。

　　禅宗建立自己的经典教义，同时又建立自己的律法，从而导致一宗独盛的局面，促进了三学的融合和佛教的统一，然而这又客观上加剧了其他宗派的衰落，从百花齐放走向一枝独秀。禅宗走向民间、贴近现实使得佛教化众导俗的功能强化，然而又使佛教本身进一步世俗化、中国化，自身的特点和价值逐渐弱化。禅宗自立规矩，对自身发展是有利的，却又妨碍了律学和律宗的发展，破坏了戒、禅、教三权分立的弹性约束机制，其中利弊，值得深思。

　　注释：
　　1.徐文明《慧瓒禅师的宗系和思想》，五台山研究2001.1。
　　2.大正藏第12册《佛垂般涅盘略说教诚经》。
　　3.徐文明《禅宗第八代北京弘正大师》，敦煌学编辑学编辑刊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