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前述主要列举的是反对入世实践的错误观念，那么，延寿在《唯心诀》中用大部篇幅，“略标一百二十种邪宗见解”，进而详细地指出各宗门信徒在修行实践中常犯的 120多种毛病，并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层层细密的论证。这些毛病牵涉方方面面，大而言之，可用“狂慧”和“痴禅”概括。所谓“狂慧而徒自劳神，痴禅而但能守缚”。因为痴禅是心性昏蒙，不明事理，造成心理偏执，狂妄自大，而成为狂慧，反之亦然。诸如，痴禅之人或效无知木石之类，或守愚痴无分别而为大道，或尚空见排善恶而作真修，或据毕竟空而生断灭之心；狂慧者或弘禅观而斥了义之铨，或据同理而起增上慢，或是菩提而谤正法车仑，或著本智而非权慧。基于狂愚之心，自以为是，或效无碍自在而放舍修行，或定慧偏习焦烂道芽，或行愿孤兴沉埋佛种，等等，最终毁弃道德理念、智慧心行，及至摧毁自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信仰根基。



　　究其原因，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于宗门信徒们“皆不能以法性融通，一旨和会，尽迷方便，悉溺见河，障于本心，不入中道。”他们“不知万法无体，一切无名，从意观行，因言立号：意随想起，言逐念兴，想念俱虚，本末非有。”也就是说，禅宗门徒及一切学佛之人，必须打破对世间万象乃至佛法各宗门语言名相的妄念偏执，彻底弄清它们是因缘和合而生与方便施设的，才可能获得智慧解脱。



　　二、 理行并重的融合精神



　　法眼宗在禅宗五家七宗之中理论著作最为宏富。但有人认为，延寿虽然丰富了禅宗的理论与实践，“同时也使禅宗本色丧失殆尽，法眼宗难以作为禅宗的一个独立支派继续流传，是必然的。” j 禅宗本色是什么？若从达摩“二入四行”的宗旨，到慧能“应无所住”的底蕴，从“石头路滑”，到“赵州吃茶去”，他们的本色应是：当下彻见心性平等，立马入世普度众生；所谓直捷明了，不落偏执。法眼宗不落偏执，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精神。



　　1、在理论上，博采众长，圆融自在。



　　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认为，其他禅宗门派“虽差别于仪规，且无碍于融会”。他在《华严六相义》中作颂有“诸佛意总别，何曾有同异？”这显然是符合佛法本意的。 文益有诗《理极忘情谓》中说：“理极忘情谓，如何有喻齐。到头霜夜月，任运落前溪。果熟猿兼重，山长似路迷。举头残照在，元是住居西。” k 生动的反映了他学修、圆融、自然的情趣。 据《景德传灯录》记载，德韶也一再强调佛教整体是“归源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如来一大藏经，卷卷皆说佛理，句句尽言佛心。”



　　延寿作为集大成者，在《宗镜录》等著作中，充分运用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三论宗等理论，所引资料约 300种，包括释、儒、道三教典籍，答问评说，旨在融通。而他广征博引，在于籍教明宗。三祖延寿的圆融理论最为丰富。在他的两部代表作中，《宗镜录》主要论述禅与教的融合，《万善同归集》主要论述禅与净的融合。另外，他还论述了禅与戒的融合等。这些论题都是佛教宗派中长期争论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当时禅宗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



　　法眼宗祖师们广泛汲取佛教经典，并熔铸经典义理而形成了自己的宗风特色。分别的讲，它汲取《楞严经》清除知见的楞严三昧的精髓，启发参禅者保持纯明的本性，获得见闻之性的超越；汲取《金刚经》随说随扫的般若妙用，达到一切现成、无住生心的禅悟妙境；汲取《圆觉经》知幻即离的了义谛理，注重将佛法引向不贪恋涅槃、不厌弃生死的现实生活中来；汲取《维摩经》不二法门的超越情怀，来消除分别名相，保持心灵的宁静；汲取《楞伽经》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主张，引发禅修者的悟境；汲取《华严经》法界圆融的理论，熔铸法眼宗的融合的、现实的精神气度。 j 实际上，延寿《宗镜录》的立论依据主要是华严宗的思想。他论“宗”与“教”，从禅教一致入手，全力阐述达摩禅与华严宗的融合，而融合的关键就在于华严宗所提倡的“一真法界”和所示的“一心广大之文”。在阐述“一心”时，大量引用华严宗“理事圆融”学说，用以和合宗教。期图在禅宗与华严宗的圆融基础上，进而统一全部佛教，恢复佛教的地位和影响。 k



　　禅学思想大致经历了依教修心禅（如安般禅、五门念佛禅、实相禅）、悟心成佛禅（如达摩面壁、六祖顿悟）、超佛祖师禅（如南岳怀让、石头希迁）、越祖分灯禅（如曹洞、云门、法眼宗）等。从依教修禅观到直接见性成佛，也就是由渐悟到顿悟。他们分歧或侧重的焦点在于“教”与“禅”（又称“宗”）的关系上。本来，两者之间或者说理论与实践就是一致的，所谓禅教不二、互契互入的，也就是定慧相资，行解相应，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实践中契悟真理，服务并超拔人生。为此，要反对做表面文章，只在名言上聚讼、执著。或棒呵，或参话头，或机峰相搏，等等，都是祖师们诱导人们顿悟之法，以印心悟性为本，这本身就是大智大慧的表现。祖师们设门立宗，多据《楞伽经》“宗通相”衍生。宗通相主张自觉智证，但并非不要教理教法。《楞伽经》言：“谓九部种种教法，离异不异有无等相，以权巧方便随顺众生如应而说，令得解脱，是名通相。”“但为饶益众生亦非不说教法，如为愚夫以指物，愚夫执指不得实义。”也就是说，禅宗提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主要还是对治愚昧妄执，这与广施教理是殊途同归的。历代禅宗大师或籍教明宗，或伸宗融教，都极尽教禅配合之妙。慧可传《楞伽经》，弘忍、慧能亦皆诵《金刚经》，以印顿悟；慧忠、大殊等之所说，未尝不融会经论之妙义。



　　唐朝中后期，到五代十国（ 907 — 960 年）及宋朝初期，禅宗正处于越祖分灯时期，沩仰、曹洞、临济、云门、法眼五宗相继产生。宋僧明教契嵩大师评价说：“正宗之大鉴，传既广而学者各务其师之说，天下如是异焉。”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进一步加深了禅学中国化和中国佛教禅宗化。但后来者多各自为正，也加剧了中国佛教衰亡和变异。这些宗门禅者，借顿悟之名，妄执宗师名相，要么守空玄谈，要么狂禅怪行，大做呵佛骂祖之事，毁弃信解行证，无益于社会，无补于现实，失去了禅学原本积极的精神。总而言之，是割裂了禅与教的关系，陷入了无明绝境。



　　延寿有诗《超伦每效高僧行》：“碧峤径年常寂寂，更无闲事可相於。超伦每效高僧行，得力难忘古佛书。落叶乱渠凭水荡，浮云翳月倩风除。方知嬾与真空合，一衲闲披憩归户。” l 说明延寿把学习经教作为成就高僧的条件，悟契真理的途径。但他学习经教，最终还是建立圆融无碍的宗旨的。《五灯会元》中有延寿的一首诗《门前一湖水》：“欲识永明旨，门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风来波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