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时，北方中原佛教义学不主张一宗而以疏通性相、精研大小乘的综合形式出现的。北方义学高僧还多南来弘法。如，后唐（ 923 — 936 ）高僧可周在乾化二年（ 915 ）到杭州龙兴寺弘传《法华经》。吴越武肃王曾赐他佛钵、紫衣，加号“精志通明”。另一位高僧皓端（ 889 — 961 ），也曾习学《法华经》，于杭州罗汉寺通达天台宗一心三观之学，著《金光明经随义释》 10 卷，详细讲说佛性之义，教化人们行大乘菩提之法，会通了天台、慈恩诸宗要。吴越忠献王赐他紫衣，别署“大德”，号“崇法”。 o 他们在吴越弘法的时间，正是延寿出家前后及住持雪窦寺、灵隐寺的时候。分析延寿的佛学思想，与可周、皓端的主张具有明显的相通之处。或者说，延寿基于当时社会政治理念，抑或有意识地建立和完善他的佛学思想体系？联系到他的著作中一再提到“匡国保家”的问题，恐怕这也不算臆断。当时，高丽国王奉读《宗镜录》等著作之后，遣使致书，向延寿叙弟子之礼，并派 36 位僧人跟他学法，弘传一心为宗思想，恐怕也不只是乘兴之举。



　　宗教的形态和功能是在同整个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的时候，才会被充分显示出来的。所以，要较好地描绘出佛教在历史上的区域形态，就必须把佛教和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看。在文化的层面，宗教受区域性的影响似乎更大。其中，生活在相同或不同区域的僧人，他们也是造成佛家区域性差别的重要因素。包括吴越地区在内的江南佛教，从两晋南北朝开始，就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色。在这方土地上，从早期玄学化的佛教学派，到后来创立的天台宗、三论宗、慧能南禅一系的牛头禅等，都深受区域文化的熏染，呈现出不受旧制拘束，务求适宜的“南方精神”。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附会老庄，玄学清谈，透过贵族与名士的意境而表现自己的精神，所以简易而不够朴实，充满了虚玄、逸乐的气息，玄谈有余而实行不足。到了隋唐统一实行文化大一统之后，也有了朴质的禅风。加之，南方的经济、文化条件发达、开放，这里的佛教信仰就多表现出自然的、简易的、无限的超越精神、改革精神。在佛教南北融合的趋势下，南方佛教又吸收并发挥了华严宗的思想，进一步的出现了圆融的、平和的特点。法眼宗的三代祖师都是吴越人，他们的思想与禅风，自然也会带有区域的特点，他们对吴越地区佛教的影响自然也就持久而深远。比如，延寿等人所倡导的禅教一致、禅净合一等融合的思想，对后来两宋理学的产生、明清净土宗的发展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j 因此，研究法眼宗的思想特色与精神实质，是研究吴越佛教乃至中国佛教演变与发展的重要课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j 转引自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页 360 、 367 、 370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2 月。



　　k 《卐续藏经》卷 110 ，页 0877 — 0882 ，台湾新文丰出版社。



　　j 《卐续藏经》卷 111 ，页 0165 — 0166 。



　　j 《中国禅宗通史》页 337 。



　　k 转引自杨咏祁等编著《悟与美——禅诗新释》页 68 — 69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 月。



　　j 参见吴言生《论法眼宗对佛教经典的汲取》，《宗教学研究》 2000 年第二期，页 60 — 66 。



　　k 参见潘桂明《永明延寿的融合思想及其影响》，《佛学研究》第三期，页 117 — 119 ， 1994 年刊。



　　l 《悟与美——禅诗新释》页 84 — 85 。



　　m 《中国佛教（一）》页 348 ，知识出版社 1980 年版。



　　j 太虚《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书》（ 2 ），页 80 ，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



　　k 见刘元春《延寿“一心为宗”的现实意蕴》，《佛学研究》 1995 年刊，页 222 — 226 。



　　l 《卐续藏经》卷 105 ，页 0016 — 0021 。



　　j 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页 2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7 月。



　　k 刘元春《延寿“一心为宗”的现实意蕴》。



　　l 《中国禅宗通史》页 6 。



　　m 《现代佛教学术丛书》（ 2 ）页 70 。



　　n 《现代佛教学术丛书》（ 4 ）页 238 。



　　o 赞宁《宋高僧传》卷七。



　　j 有关“南方精神”的话题，请参阅印顺《中国禅宗史》中《第三章 牛头宗的兴起》，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9 月；有关“区域佛教”的话题，请参阅严耀中《江南佛教史》中《前言》和《第一章 “江南”定义和区域佛教》等内容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