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东山法门”之中开出的南宗禅，最具“革命”性的举动就是变坐禅看心的修行方式为随缘任运的生活化的顿悟法门。《坛经》有云：“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在此，慧能坚决而明确地反对离开现世而另外求取出世间的做法，而主张在现世之中求取解脱。“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自心即是佛，因此，“见自本性，即得出世”，并不需要离开世间方得出世。慧能明确说：“邪见是世间，正见出世间”。这就是说，同样一个世界，一念若悟，即得出世；一念若迷，即处世间。这种主张充分肯定了现实生活对于解脱成佛的重要性，为后来禅宗生活化的修行方式奠定了理论基础。最能体现慧能禅之精髓的洪州禅系以“性在作用”和“平常心是道”的理论命题，把在世间众生的生活实践中求得解脱的“人本化”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生活化、行为化的宗教解脱方式，使禅在日常生活的自然运作中充分展现其生动、活泼、自然、质朴、机智、幽默等等多姿多彩的风格。此后的禅宗主流便沿着这一路径前进，甚至于明代后出现了颇有争议的“狂禅”作派。

　　 宋明时期，佛教的“人本化”特征又有新的发展，其具体事态就是在“三教融合”的框架之中主张“治心”与“治世”相得益彰，儒学与佛教互相补充。宋代名僧契嵩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契嵩以为，儒学侧重于治世，佛教侧重于治心，表面上二者似乎不同，实际上是统一的。契嵩以为，关键在于：“其心既治，谓之惰性真正。情性真正，则与夫礼仪所导而至之者，不亦会乎?”也就是说，佛教虽然不介人世俗的是非善恶，但世人若依于治心的佛教而将心“治”好了，则民众之性情自然淳厚。以淳厚的性情心态再参与世务，自然就可达到儒家所欲追求的修养目标。如此看来，“治心”之佛教不但不与儒学相冲突，而且与儒学殊途而同归。契嵩的这种主张并不是孤立的，代表了宋明及其以后佛教思想的流行观念。比如宋代高僧孤山智圆、圆、悟克勤、大慧宗呆等等均持如此主张。隋唐以后，佛教“人本化”特征之所以日趋鲜明，除社会历史状况及宋明理学兴起等原因之外，隋唐佛教诸宗，特别是中国化佛教诸宗心性本体的“具体化”之理论成果是其强大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