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缘起观揭示了一种相生共存的文化精神。在普遍的缘起关系中，每一事物都依因缘和合而生；由因缘和合而生，则无有自性；由无有自性，则不能停住；由不能停住，则刹那生灭。刹那生灭的万物，本没有相续的存在，但由因缘力，能前后相似。刹那前后相似的事物，在人的眼中，就是一个相续的东西。由此，事物就获得了连续的"存在"。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事物生、存的本来意义：因缘和合而起即生，前后相似相续即存。这样的生与存表明，不仅生离不开缘，存亦离不开缘，即生需依缘合，存亦赖缘助。如禾苗需种子、土壤、水份、空间、适当的温度等等条件凑合，才能生；同样，需土壤、空间、水份、肥料、阳光等等条件相助，才能长。且一物的生，必涉及余一切物的生，一物的存，亦必涉及一切物的存。即一物的生、存，依赖于一切物的整体性生、存。还举前例，禾苗生长所需的那些缘，同时亦由其他事物缘合而成，而后者也待缘成；如果这样反复追寻下去，会发现，一株禾苗的生长，必借助一切事物的缘力才能实现。因此，一切事物生必相生，存必共存，不能独生、独存。

　　 从生存和发展角度看，相生共存的一个重要例子是自然界中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的关系。在前面已经说明，万物互依互缘，平等一体，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人类的命运与整个自然界的命运息息相关，相待而生，相待而存，真谓"同呼吸，共命运"。虽然我们的本位是人，但是，应该知道，人并没有优越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或事物的特殊的生存地位。人的肉体，需自然界的食物、阳光和空气，人的劳作休息需以大地为场所，人的情感需自然界的山水、草木、光色、声默、动息来滋润，人的精神与自然界的生气和一，消息相感。在此意义上，自然界是人类的父母和伴侣，同时又是人类的孩子，需要人类的诚敬、关爱和呵护。可以说，人类和自然界消息感通，彼此相生共存，这既是二者生存的原则，也是二者发展的原则。

　　 第三，当观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所属的生命界时，同感亲和也是一种基本文化精神。佛教认为，人与动物同为有情，皆五蕴和合之体，二者皆既有物质性的肉体，更是具有感、知觉属性的生命。换言之，一切生命之间不仅具有缘起和合性事物的一体平等、相生共存的依存性，还有由感受知觉能力带来的可沟通性。由此，人对生命界本能具有同感之心、悲悯之心。由此，佛教认为，一切生命本是一体，相生共存，互感互知。并进一步说明，一切生命的苦即自己的苦，感同身受；自己的乐是一切生命的乐，无私播与；故有大慈大悲，以悲拔除一切生命之苦，以慈给与一切生命乐。这就是佛教的同体大悲，反映了对一切生命的深切同情及一切生命的平等观照。正因为如此，佛教五戒的第一条就是杀生戒，而对生命的慈悲也就成为了佛教的基本价值导向。如果反映在文化精神上，就是同感亲和：与生命相感通，对生命生悲心。

　　 第四，从人类社会的角度出发，缘起思想阐明了一种自利利他的精神。按照缘起的思想，万物内在地处于紧密和普遍的相互联系中。人作为万物之中的一员，总是生存在与万物相缘的关系中，绝不能独立地生、存，生存需依赖于万物作为因缘的合助。因此，人与万物相生共存，一体平等。人与万物的关系如此，人与人之间也不例外，内在地连属在一起，声气感通，平等共存。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的这种一体平等、相生共存的关系，是一种普遍恒存的"自然联系"。进一步，由于人具有情感与理智，即具有思想行为的特殊能力，人与人间的相互影响，形成了自然物间所没有的"社会联系"。即人自己的身口意即行为、言说、思想意识的串习及人和人、人和自然间的相互影响，人与人间形成了"社会联系"，产生了生命界的特殊群体人类社会。必须注意，"社会联系"与"自然联系"相较，后者比前者更基本，但前者比后者更明显也更紧密。因此，个人的生存不仅受"自然联系"的影响，也受"社会联系"的制约。在社会中，人直接地依赖于整个社会，反过来，个人的思想、行为对社会影响亦大。这表明在社会中不仅人人的生存，而且人人的发展皆是相互依赖的。因此，人的存在由"自然联系"与"社会联系"所决定，必定是"依他"的；人无法只通过自身而不藉他人他物获得独立自足的存在，必定是"无我"的。依据此无我依他的生存本质观，对别人有害的行为，在根本意义上会有害于自身；反过来，利于别人的，在根本意义上会利于自身。但最恰当的行为应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亦有利，即是自利利他的。也就是说，一个真正道德的或者负责任的行为，必定是自利利他的。而且，于此自利利他中，不是从利自向利他扩展，而是通过普遍性的利他回到个体性的利自。这种以利他为先的自利利他的精神，就是大乘佛教的菩萨行的精神。这样，根据普遍缘起的思想，大乘佛教发展出一种自利利他的精神。

　　 这四种文化精神是对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深刻观照，是人应具的文化意识，也是佛教文化的现实意义。

　　 三、缘起思想的文化精神的现实意义

　　 前面已经说明，万物间相依相生、相离各灭。彼此相互为缘，不可分离，和合成一整体。就人而言，每一人与社会的其他人、与自然界的所有生命体、与一草一木都连属在一起，相互依存。个体人不是别的，正是自然、社会全体的体现，自然、社会和合的全体离不开个体的存在，所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因此，人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个人、社会、自然界的相生共存、趋同发展。但是，人类在其生命的历史长河中，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为了追求自己的短暂利益，经常忽视人、自然、社会的一体共生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使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存前景蒙上了暗重的阴影。

　　 十八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经过二个半世纪的历程，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物质繁荣，其国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样亦带动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人类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生物种类的大量灭绝、环境的不可逆转的污染与破坏（江河断流、土地沙漠化、能源危机、臭氧层的破坏等），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人类的心头。换言之，西方"先发展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却引发了致命性的生态灾难。可以这样说，人类如果再按惯性走下去，不仅物质文明只会昙花一现，人类的生存家园地球也将提前报废。这说明，人类一味追求物质的繁荣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是自掘坟墓。因此，必须放弃"先发展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究其根源，此模式来自于西方文化中狭隘的技术中心论、人类中心论以及"相克式"思想传统。这种思想传统设定了一个永恒的、无限的自然界，后者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既是人类桀骜不驯的敌人，又是人类获取财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这样，人类的任务就是穷其思虑地征服自然界、变本加厉地压榨自然界，使它在人类面前低头，乖乖地交出它所有的一切。殊不知，自然界是一个有限的、非永恒的存在，象人类一样脆弱。对自然界的破坏与掠夺，必然导致生命和自然生态的灾难，最终必定反作用于人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