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体系的建立，毕竟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在这里，首先必须总体把握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特征，还必须仔细分析中国佛教哲学的基本思想元素、结构层次、思想核心、相互联系、功能作用。这些问题不解决，建构体系无从谈起。前些年，已经有学者，比如姚卫群就相当注意逐一梳理中国佛教、印度佛教乃至印度哲学的一个一个的问题点，试图寻找其中的联系与区别。这种努力已经超越了前此所谓的渐进的、分析的阶段，进入初步的综合的阶段。虽然姚卫群的工作离佛教哲学体系的创立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这一方向值得赞许与肯定。这也说明，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已经内蕴一种力求突破的动力，已经在向研究者提出克服单纯的分析及简单的综合，建立体系的逻辑要求。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呼应这一时代的要求而于最近面世。该书以中国哲学思想及印度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为参照系，以哲学观念和范畴的研究为核心，追寻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全部体系结构，说明中国佛教哲学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及印度佛教哲学的特点。该书主张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可以分解为人生论、宇宙论和实践论三大部分。探讨了组成这三大部分的不同思想元素，分析了这些元素在佛教哲学体系内部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方式，以及与外部的儒道等传统思想的相互联系及作用的方式。研究了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在整个中国佛教及其文化体系，乃至在整个中国哲学及思想文化体系、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首次从总体上构建起中国佛教哲学的完整体系。从这一点上讲，《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佛教哲学研究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佛教宗派研究成绩显著

　　 20世纪上半叶，由于"南欧（欧阳竟无）北韩（韩清静）"的倡导，对唯识的研究曾经风靡一时，对近代佛教的振兴起到积极的作用。中经几十年的沉寂，近年以来，唯识研究重新获得新的发展势头。华严宗、三论宗、律宗、天台宗方面均有新的研究专著问世，并出现一批有分量的论文。

　　 比较而言，在佛教宗派研究方面，最为人们关注，成果最为丰厚的还是禅宗研究。在中国佛教诸宗派中，禅宗被认为是中国化佛教的典型，因此，禅宗研究在中国佛教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超出对其他佛教派别的研究。在禅宗典籍的整理方面，有诸种敦煌本《坛经》录校本问世。周绍良先生主张敦煌本《坛经》就是慧能的原本，引起广泛的注意，但目前赞成者不多。在禅宗史方面较为重要的研究著作则有杜继文、魏道儒合撰的《中国禅宗通史》、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吴立民、徐荪铭等撰写的《禅宗宗派源流》、潘桂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除了上述对禅宗通史的研究外，诸如《印度禅》、《如来禅》、《祖师禅》、《日本禅》、《六祖慧能思想研究》、《东山法门与禅宗》、《石头希迁与曹洞宗》等论著，或追根溯源，或分兵把口，对禅宗前史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或派别都作了认真的探讨。此外《禅学与玄学》、《禅学与老庄》、《禅宗与中国文学》、《佛道诗禅》、《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禅与中国园林》、《禅与东方文化》、《禅思与诗情》等一批论著，则从不同视点探讨了禅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将禅宗研究引向深入。

   四、佛教文献学引起重视

   佛教文献学包括佛教文献学本身的理论建设与学科建设，经录、藏经的研究以及佛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大藏经的编纂及其电子化。目前，我国佛教文献学的工作主要还是后二者。

　　 就经录与藏经的研究而言，由于敦煌遗书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大大开拓了传统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方广锠的《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与《八至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同时，由于新的藏经不断被发现，研究也不断深入，人们的知识也不断丰富。但总体来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就佛教典籍的整理而言，经过13年的努力，《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106册已经于1997年全部出版齐。这是目前收罗最为宏富，校勘最为精良的藏经版本。同时，梵、巴、藏文佛教典籍的汉译有一定的进展；传统大藏经之外的汉文佛教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在逐步展开，并汇集为《藏外佛教文献》逐步出版。整理敦煌遗书中佛教文献的意义已经越来越凸显，整理工作也已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