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作为一种源远流长、影响我国社会生活诸层面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在“文革”结末前，由于受到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制约，佛教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七十年代结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佛教研究开始复兴起来。近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对外交流的扩大，佛教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主要表现为：致力于佛教研究的人显著增多，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中青年佛教研究学者，在一些地方相继建立了各类佛教研究机构，兴办了各种佛教刊物；几乎每年都有地方性、全国性及国际性的各种类型、各种专题的佛教学术会议召开；佛教研究成果丰硕，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出版佛教研究专著近百种，发表论文近两千篇。以下就近十年来主要研究成果作一概述。

　　一、佛教典籍的整理研究

　　 佛教典籍的整理研究，包括对佛教典籍文献的编辑、点校、考辨、阐释等，是佛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近十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一）《中华大藏经》的编辑校勘。由著名佛学专家任继愈主持，《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辑校订的《中华大藏经》，是一部卷帙浩繁、规模空前的新编大藏经，共收录佛教典籍4200种，2300余卷。它从宋元明清各种版本大藏经及房山石经、高丽大藏经中选用最好的版本作底本，用其它诸本进行校勘，其参校版本之多、校刊之精细，是以往各种大藏经不能比拟的。全书分正、续两编，每编100册左右， 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现已出版90余册。

　　 （二）中国佛教典籍的点校注释。由中华书局组织出版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从中国佛教典籍中选出反映中国佛教历史和思想的代表性著述加以标点、校勘、注释的佛教丛书。《选刊》第一辑22种，现已出版10余种，其中点校类有《五灯会元》、《宋高僧传》、《古尊宿语录》、《出三藏记集》、《神会和尚禅话录》。校释类有《坛经校释》、《三论玄义校释》、《童蒙止观校释》、《高僧传校注》、《大乘起兴论校释》。此外有《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杨曾文校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将敦煌县博物馆珍藏多年的敦煌坛经的同源异抄本加以校勘，公诸于世，为坛经和禅宗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95），在校释的同时，对义净进行了研究。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对S·P和北图所藏“伪经”《佛说十王经》卷子进行校录，并对书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地狱”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佛教典籍的译注释义。近年来，为了适应广大读者阅读佛教典籍的需要，寻具有广泛影响的佛教典籍进行今译、阐释。由台湾佛光出版社联络海峡两岸学者共同承担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是一套大型的佛典译释丛书，全套132册，已由台湾佛光出版社陆续出版。 《宝藏》每册均有“题解”（该经典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价值及撰译者传略）、“经典”（原文及译注）、“源流”（该经典的流传与影响）、“解说”（该经典的结构与思想内容）。此书的译释风格，讲求通俗性、知识性和学术性兼顾，雅俗共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推出了8 本佛典今译，即：《宝积经》今译、《法华经》今译、《维摩诘经》今译、《净土诸经》今译、《胜鬈经》今译、《金刚经》今译、《圆觉经》今译。广东佛教编辑部也出版了《六祖坛经》、《无量寿经》及《圆觉经》的今译。此外有周绍良的《百喻经今译》（中华书局，1993）、郭鹏等译注的《佛国记译注》（长春出版社，1995）等。上述佛典译注中，译注质量参差不齐，但其中不乏严谨的上品之作。

　　 （四）佛典研究的其它论著，中国佛教协会为配合斯里兰卡发起编纂《佛教百科全书》而主持编撰的《中国佛教》第三、四册，于1989年知识出版社出版。此二书汇编了吕澂、周叔迦、黄忏华、高观如、法尊、田光烈、虞愚等一批著名佛教学者对佛教典籍的介绍和论述，介绍和论述的佛教典籍达130余种， 包括印度大小乘佛教的经律论及中国撰述。巫寿康《因明入正理论研究》（三联书店，1994），用现代逻辑方法辨析阐释此论的基本理论，找到“同品”和“异品”的新定义，提供了下条了结千年议论不休的因明悬案的新途径。近代围绕着《大乘起性论的》作者及真伪问题，争论不休。近年来再度引起学者的讨论，傅教石在《法音》杂志1987年1、2、3、4、5 期上连续发表了关于《大乘起信论》的作者与译者、《大乘起信论》的主要思想、《大乘起信论》在历史上的地位下与影响、《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的争论等系列文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葛兆光的《是非与真伪之间》（《读书》92，1期），介绍了围绕《大乘起信论》的争论， 并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了评析。关于其它佛典的研究论文还有，魏道儒的《四阿含中的缘起和无常说》（南亚研究87，1期）、李利安的《试论金刚经的地位、 流传与影响》（南亚研究89，2期）、 朱恒夫的《佛说盂兰盆经的影响与对该经真伪的看法》（世界宗教研究，89，2期）、 方广锠的《敦煌写经〈佛说孝子修行成佛经〉简析》（南亚研究，88，2期）、 同氏的《禅藏与敦煌禅籍》（禅学研究，第二辑，1994）、《敦煌遗书中的般若心经译注》（法音，1990，7期）、 刘泽亮的《传心法要的禅学思想》（《东山法门与禅宗》，武汉出版社，1996）。

　　二、各类佛教史的编撰

　　 近十年来，佛教史研究取得的可喜进展，在通史、断代史、地方佛教史方面均有新著问世。

　　 （一）佛教通史。任继愈主编，杜继文、杨曾文等参加编写的多卷本《中国佛教史》第三卷1988年出版。本卷主要介绍论述了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的历史状况及其特点，对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三教论争、佛经的翻译传播的思想内容、各种传说、民间信仰及佛教艺术等作了详细的论述。杜继文主编杨曾文、李冀诚等人参加编写的《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是一部世界佛教史。本书介绍了佛教的产生发展、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的形成与演化、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其教义教理的主要内容、宗教组织的基本形成与现状，在一些理论和历史考证方面提出了新见解。在叙述方法上，按历史时代叙述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发展，与传统的按国家或宗派来叙述有所不同。洪修平著《中国佛教文化的历程》（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主要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系统论述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