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唯识理论，有不少学者探讨。如魏德东《论阿赖耶识的确立和发展》（中华文化论坛，1994，4期）， 把阿赖耶识的出现和发展分为瑜伽行派时期、经典时期、分化时期，叙述了各时期的理论形态。何建明的《佛教唯识论的主体认识结构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3，4期），认为佛教唯识理论包含三个认识结构层次， 即八识说——主体认识的心理结构，四分说——主体认识的能力结构，生识——主体认识的发生结构。认为四分说否定逻辑证明和实践证明，与费希特的自我设定非我、自我设定与非我的同一的理论十分接近。此外有本源的《试论阿赖耶识》（法音，1988，2、3期）、济群的《唯识学上的唯识义》（法音，1990，10期）、陈明晖的《唯识二十论的唯识思想》（法音，1991，9期）、纯一的《三性三无性解析》（法音，1991，7期），对唯识论的内涵和意义作了阐释。

　　 戒律为佛教“戒、定、慧”三学之首。净慧法师的《戒学与持戒》（法音，1987，5、6、7、8、9、10、11、12期）、 （僧尼戒律的由来及其种类》（法音，1988，12期）、《比丘比丘尼的内容及其异同》（法音，1989，1期），对佛教的各种戒律内容作了详细介绍。 吴信如的佛法戒律论》（佛学研究，1996，5期），论述了佛教戒律的分类及大小乘戒律的内容。严耀中的《东晋南北朝佛教戒律的发展》（同上），论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律藏的译出、研习、流传及特色。

　　 其它方面的论著有：顾净缘《色法研究》（佛学研究，1993，2 期）、蔡惠明《原始佛教的缘起观》（法音，1990，5期）、 罗炤《因明概述》（《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89）、郑伟宏《因明三种比量探讨》（哲学研究，1988，3期）、 宋立道《因明的认识基础》（世界宗教研究，1989，2期）、林杰、 段一平《因明思想起源初探》（南亚研究，1990，2期）、 赖永海《顿语与渐修》（南京大学学报，1988，1期）、方立天《佛教人生哲学》（中国哲学史， 1989，1期）、赖大仁《佛教人生哲学的认识与评价》（社会科学战线，1989，3期）、洪修平《人心、佛心与解脱》（南京大学学报，1989， 1期）、陈兵《生与死：佛教轮回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方立天《般若思维简论》（江淮论坛，1989，5期）、 李雪涛《辩证法与大乘中观思想》（南亚研究，1991，3期）、 吴远《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维探析》（南京社会科学，1996，6期）、 郭良均《佛教涅槃论》（南亚研究，1994，4期）、 方立天《中国佛教伦理思想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6，2期）。

　　六、佛教与中国文化研究

　　 印度佛教传入中土，逐步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佛教又给中国文化中的儒道、哲学、文学、美学、艺术广泛深刻的影响。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进行探讨，发表了不少论著。

　　 方立天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出版社，1988），是一本比较全面地论述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专著。本书论述了中国佛教的基本内容及其与中国政治、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的关系。此外，方立天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世界宗教研究，1989，3 期）论文中讲述了佛教中国化的现实形式及历史阶段，认为文人士大夫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力量，译经注疏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基础，俗讲造象是佛教民间化的主要途径，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可分为佛道时期（汉代）、佛玄时期（魏晋南北朝）、创造时期（随唐）、三教合一时期（五代以后）。黄新亚的《论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人文杂志，1989，2期）、 李尚全的《简论佛教的中国化》（兰州学刊，1989，8期）、 吴立民的《论佛教与中国化》（佛教文化，1991）、也从宏观上论述了佛教中国化的问题。其中，吴立民的文章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划分为“佛教传入期”（汉魏）、“佛教成长期”（两晋南北朝）、“佛教成熟期”（随唐）、“佛教产果期”（宋以后），并详述了每一时期佛教与中国文化互化的具体表现。

　　 在佛教与儒道关系的研究方面，崔连仲、武文的《论佛陀与孔子的道德观》（南亚研究，1992，1 期）就佛陀和孔子的修身之道及对待国家的态度作了比较研究。赖永海著《佛学与儒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从思维模式、思想重心、学术特点、理论旨趣等方面，探讨了佛学与儒学的相互影响及历史演变，认为佛教影响儒学最大者是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儒学影响佛教最大者是其人性、心性论的思想内容，并对两宋时期的理学及心学与禅学的关系作了重点论述。陈兵著《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详细介绍了禅学理论及禅定基本方法与儒道的养生学、气功、武术及现代医学、心理学的关系。徐小跃的《禅与老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运用比较方法，系统探讨了禅学与老庄在本体论、思维方法、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异同，重点阐述了我佛一体的禅境与天人合一道境的思想特色。洪修平、吴永和的《禅与玄学》（同上），以历史叙述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禅学与玄学的源流、特征、异同及其相互融摄、相互渗透的情况作了全面论述。

　　 关于佛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当首推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本书从汉译佛典及其文学价值、佛教与中国文人、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包括散文、诗歌、小说、戏曲等）、佛教与中国文学思想方面叙述了佛教对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此外，赖永海的《佛道诗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阐述了佛教与道教、佛性与人生、佛法与王法、禅与诗、禅与书画、佛教与小说的关系。张伯伟的《禅与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进一步从宋代诗论、意象批评、玄言诗、山水诗、宫体诗方面，具体探讨了佛教对中国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与美术艺术，包括佛教本身的审美艺术及其对美学艺术的影响，历来吸引不少学者的关注，近十年来，又有不少新论著。曾祖荫著《中国佛教与美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从审美妙语说、审美虚静说、审美言意说、审美境界说、审美形象说诸侧面，论述了佛教对中国美学艺术的交融，　王海林《佛教美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欲建构一个佛教美学体系，提出并论述了佛教美学的特征、佛教的美学范畴及佛教的审美观念，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高长江的《禅宗与艺术审美》（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分别从禅的静观与艺术直觉、禅的参活与艺术想象，禅的顿悟与艺术灵感、禅的精神与语言美的创造的角度论述禅宗与美学的关系。黄河涛的《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商务印书馆，1994），着重论述了禅与石窟艺术的盛衰、禅对山水画形成的影响。丁明夷、邢军的《佛教艺术百问》（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介绍了佛教的造像艺术、石窟艺术、建筑艺术及各时期宗派各地域佛教艺术的特点。陈聿东的《佛教与雕塑艺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对印度及东南亚诸国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演变、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作了全面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