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教断代史。郭朋、廖自力、张新鹰合著《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巴蜀书社，1989），以人物为线索，通过对近代主要人物佛学思想的叙述，展现中国近代佛学历程及时代特征。全书分上下篇，上篇叙述杨文会、敬安、月霞、谛闲、欧阳渐、太虚、韩清净的佛学思想，下篇叙述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起、杨度、章太炎的佛学思想。高振农著《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通过对近代二十多位高僧、学者、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的佛学思想的叙述，揭示佛教文化在近代的复兴及其在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地方佛教史。近年来地方佛教史的研究逐步引起重视，有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写出了本地佛教史。游有维著《上海近代佛教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叙述了上海佛教的发展历史，以及上海近代佛教宗派团体、寺庙讲堂、组织机构、著名僧尼、佛典流通及慈善事业的状况。史金波著《西夏佛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首次系统叙述了西夏的佛经、寺庙、僧人、宗派及佛教艺术作了展开叙述，考证出西夏之藏经的译经时间在1038—1090年间。班班多杰著《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上海三联书店，1992），对佛教的输入隆盛与苯教的佛教化、汉化佛教在藏地的传播与影响、藏传佛教各大宗派的形成与发展作了系统论述。胡思厚著《甘肃佛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论述了佛教在甘肃的首传、汉魏至民国各个时代甘肃佛教的概况、甘肃佛教石窟与塔以及佛教在甘肃的发展。韩溥著《江西佛教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叙述了自东汉至当代佛教在江西的初传、发展和延续的历史，详尽叙述了净土宗以及禅宗五家七宗在江西的弘传及宗风，介绍了江西佛教对境外的影响。由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发起的、由各地佛教史构成的多卷本《中华佛教史》亦在编撰之中。

　　三、中国佛教宗派研究

　　（一）禅宗

　　 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中最大的宗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广，因此近年来人们对禅宗研究的兴趣经久不衰，研究论著层出迭见。

　　 1、研究禅宗历史与思想的专著

　　 潘桂明著《中国禅宗思想历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论述了唐至清代中国禅宗思想发展的总趋势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特征，特别对以往学者所忽视或未曾论及的宋以后禅宗思想的演变作了重点论述。杜继文、魏道儒著《中国禅宗思想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以中国禅宗思想的兴起、发展、演变及衰落的全过程，作了更系统全面的论述。作者试图突破禅师自报家门的束缚，以客观科学的方法揭示禅的实际内涵、评价禅宗的理学说，还禅宗历史的本来面目。洪修平著《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台湾佛光出版社，1990），对禅宗产生的渊源、从达摩到南能北秀的演变过程和特点作系统论述。葛兆光著《中国禅宗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论述了六至九世纪中国禅思想的形成与演变，特别对北宗禅和荷泽禅作了充分评述。作者称此书是继1986年出版的《禅宗与中国文化》之后，以新的视觉重新审视禅宗的研究成果。所谓新视角，即用审慎的态度对待禅宗史料，以禅宗的立埸体验思想的来龙去脉，对禅思想意义的评价不要过于夸大它的普遍意义和现代价值。在这一思想方法指导下，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邢东风著《禅悟之道——南宗禅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着重探讨了南宗禅的思想与实践及其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关系。杜寒风著《晚唐临济宗思想述评》（台湾佛光出版社，1994），集中评述了晚唐时期临济宗创立者义玄及其弟子禅学思想特色以及它的价值与局限。魏道儒著《宋代禅宗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论述了宋代禅宗的历史及理论发展趋势，对宗杲的看话禅、正觉的默照禅和契嵩的儒释融合理论及其影响进行了重点阐述。

　　 2、禅宗研究中的一些见解

　　 关于禅宗的社会基础与哲学基础。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思想通史》认为，禅宗的社会基础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流民）和失意的士大夫；禅宗的哲学基础是含摄《金刚》、《楞伽》在内的许多类似经典的综合，这一综合的典型代表是《大乘起信论》，禅宗许多宗派的理论无不可以从《起信论》中找到线索。

　　 关于禅宗的创立。以往一般认为惠能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创立者。洪修平在《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认为，道信、弘忍在思想和组织上已完成禅宗的初创。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思想史》认为道信和弘忍是中国禅宗实际奠基者，理由有三：①从他们开始，禅生活形式由流动转为定居；②把劳动引进修禅，经济独立；③教团由秘密转向公开合法化。1994年湖北黄梅召开的“禅宗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进一步肯定了道信弘忍创立的“东山法门”在禅宗史上的地位。

　　 关于南北分宗与神秀、神会的禅学思想及其作用，是学者议论较多的论题。任继愈的《神秀北宗禅法》（中国社会科学，90，2期）， 根据敦煌文献认为南北宗宗旨的差别并不大，实质是政治地位之争。郭朋的《神会思想简论》（世界宗教研究，1989，1期）， 认为神会在南北斗争中起了作用，但不能估计过高。潘桂明的《也谈神会在历史上的地位》（南京大学学报，1989，4期），认为神会的贡献低于惠能。 方立天在《荷泽宗思想略论》（禅学研究，第二辑，1994）中指出神会的思想重心是心性论，其核心是灵知，其含义是空寂之知、自然之知和无住之知，其实质是众生主体性的原本有智慧，亦即佛性。邢东风认为，神会的“知”是指心体的特殊作用，它既非对象意识，亦非自我意识，不具有“认知”的意义，实际上是佛教的“般若”（《认知与般若》佛学研究，1995）。葛兆光在《中国禅思想史》中，以“北宗禅再认识”和“重估荷泽宗”为章名，详尽论述了神秀北宗和神会荷泽宗的史实、思想及历史地位，把这一研究推向新境界。

　　 关于石头希迁和曹洞宗。高振农的《石头希迁参同契初探》（广东佛教1996，2期）， 认为《参同契》的特点是调和禅宗内部南顿北渐的对立，以华严宗理事与《坛经》中的明暗来说明心性关系。潘桂明的《曹洞宗回互说述评》（安徽大学学报1990，1 期）对“五位君臣”的含义作了阐释，认为五位君臣是讲本体与现象、一般与个别内在关系的五种偏向，“正中偏”是忽视用的一面，“偏中正”是缺少本体，“正中来”是开始由体起用，“兼中至”是开始通过现象认识本体，“兼中到”是承认本体生万物，万物性空，体用俱泯，不落有无。1996年11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的“石头希迁与曹洞禅学术研讨会”，对石头禅风、曹洞宗旨及其与洪洲禅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