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佛教学术研究在佛教界和学术界通常被称为“佛学研究”。此“佛学”，意谓佛教尤其其思想学说乃一家之学或一种专门的学问，对这种学问进行研究，称为“佛学研究”。若从当今学界佛教学术研究所包括的翻译、注释、典籍整理、目录、教史撰写、辞书编纂、教义研究等项目看，中国佛教具有佛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其成果极为辉煌，总字数达4亿以上，日本佛教学者木村泰贤等因而称“学问的”（学术化）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质。
　　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指出，注重学术研究，为当今应发扬的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之一。
　　清初以后，随佛教的衰落，义学不振，佛学研究凋零不堪，200余年间几无重大成果可言。清末以来，随整个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研究风气之大开，及佛教复兴运动的掀起，佛学研究也再度勃兴，于20世纪初的30多年间及20世纪末的20年间两度达到高潮，成果极为可观。据统计，近百年间，国内经常发表佛学论文的刊物总数达200种以上，佛学研究机构近30个，投入佛学研究的教内外学者多达数百名，发表的佛学论文在万篇以上，出版的佛学专著近千种。
　　近现代佛学研究，主要受欧美、日本学术研究风气之推动，在佛教界、学术界分头进行。学术界通行的佛学研究方法，据吴汝钧《佛学研究方法论》一书所举，有文献学方法、考据学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学方法等，以文献学与哲学两大方法最为重要，堪称佛学研究的双轨。此外，还有新近输入的宗教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与佛教传统的佛学研究方法有所不同。
　　佛教传统的佛学研究方法，可谓以“解行相应”为主，即通过修行实践去印证发挥所理解的佛法义理。这种方法，与自然科学主要采用的实验研究方法相类似，在实质上颇多共通点。这种最接近科学主要研究方法的解行相应法或实验方法，基本上为学术界佛学研究所不取。传统佛教也用考据方法考校典籍、教史，其方法与学术界所用的文献学、考据学方法基本相同。
　　现代佛教革新运动的主帅太虚大师，虽然申明自己“非佛学研究的学者”，但对佛学研究实际上非常重视，他700万言的著述中，很多是具有高度学术水平的文字。他对主要从日本舶来的佛学研究方法，持批判态度，一再强调佛学与世学尤其是与“向学说上推论得来”的西洋学术迥异，乃“从内心熏修印证得来”，源于佛陀之出世智。佛陀之圆满智慧非后人所能及，今人之证悟未必能高于古人，佛教思想的发展，与西洋思想由低向高、由浅入深的进化历程适相反对。用西洋进化论的思想史、哲学史方法治佛学，乃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他批评梁启超、欧阳渐、吕澂、王恩洋等人效日本学者用思想史的方法证伪《起信论》等、否定真常唯心论，在《评（梁启超）大乘起信论考证》一文中说：
　　“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钻愈晦。”
　　日本佛学研究虽称发达，然学者们多不能解行相应，而以西洋人思想史的方法硬套于与西学截然不同的佛学，“真正佛学者无一人也！”太虚主张佛学研究应解行相应，“以佛学言，得十百人能从遗言索隐阐幽，不如有一人向内心熏修印证。”提倡佛学研究应从弘扬佛法于全地球人类的宗旨出发，探源于佛陀经教，从经论中选取若干要中之要深切研究，准确把握佛陀之本怀，博通融合一切经律论，得圆满精密之胜解，依此胜解抉择各时域、各宗派佛法之流衍，重建契理契机的中国佛学。太虚大师本人的著述演说，便是以这种方法研究佛学的成果。这些成果，对振兴佛教、促进传统佛教之现代转型、利济众生、庄严国土，起了巨大的现实引导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恒久的生命。从直探佛陀心源、总持全体佛法的胜解和契理契机的原则出发，太虚大师对他认为“是流非源”的诸宗诸派之学，及各时域中流传的佛教，皆持理性的批判态度，既肯定其精华、价值，也揭露其偏失错讹和种种弊端，不墨守一宗一派的传统。太虚大师的佛学研究，基本上继承发扬了佛教传统的解行相应方法，而又吸取了近现代学术研究的若干理性精神，可谓佛教界佛学研究的楷模。
　　居士界佛学泰斗欧阳渐，对佛学研究方法十分重视，撰有《今日之佛法之研究》、《谈内学研究》专论佛学研究方法。他强调佛学研究与外学应有一个根本不同点：“内学为结论后之研究，外学则研究而不得结论者。”（《谈内学研究》）因为佛学从佛陀所证寂静圆明的出世智流出，不可以世智相求，在研究上有苦无出世现量、世智不足以范围两大困难，若专凭世智思量，则将漫无归宿，不得已而研究之，只有假借圣言量为比量，信将来久远可证得出世智。研究方法，要在“多闻熏习”（他力）、“如理作意”（自力）。有四忌：一忌望文生义，二忌裂古刻新，三忌蛮强会违，四忌模糊真伪。又须注意两大问题：一、“须明递嬗之理”，即弄清佛陀说法大小空有义理兼具，后经菩萨发挥，部派兴诤，龙树、无著发扬大乘，流传东土，经唐人荟萃。二、“须知正期之事”，对旧存经籍，须简别真伪，不轻置信，考订散乱异译，勘定佳本，细心研读，广学深思，以至引发无漏慧，自作抉择；又须借助梵、藏文，翻译参照，并广采时贤之论，即便其论未必谛当，也可能因其反面而见正面。欧阳渐在强调佛学的根本特殊性上与太虚大师基本相同，而较太虚更多受近代学术研究方法的影响。他及他所领导的支那内学院，佛学研究严谨精密，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但他主要以印度法相唯识学为佛法准衡，依此否定台贤等宗乃至全体中国佛学，未免有失偏激。
　　欧阳渐的学生、助手和事业继承者吕澂，遵依师教矻矻研讨，运用梵、巴、藏、汉各种文字的佛典对比参校，硕果累累，成为佛学研究的一代巨匠。但他并不取欧阳渐所强调的“结论后之研究”的原则，而强调“实事求是，分析批判”，实际上主要采用学界通行的研究方法。他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序论》中说，研究中国佛学应采用“一般哲学史和一般佛教史的研究方法”，“同时注意到佛学本身的特殊范畴和特殊规律等方面。”应注意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的关系，注意印度佛学的发展变化施予中国佛学的影响及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的区别，其次应注意译者的辨伪、时代错误的订正、原义的寻究、年代异说的判决四个要点。吕澂采用近代学术研究方法，而顾及佛学的特点，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佛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使吕澂在佛学研究上结出了为国内外学者共同赞许的丰硕成果。他证伪《楞严》、《起信》，否定“心性本觉”，虽然有一定理由，具启发价值，但有失圆融，动摇了台贤禅密等宗的理论基础，为很多教界人士所难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