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端于西方的现代性之思想狂飙不但给西方近现代社会带来急剧而深刻的变革，更给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的文化、历史进程产生着旷日持久的影响。自那以后，现代化宛如一轮精神太阳照耀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它的影响强有力地改变着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以及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然而，这种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以及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包括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核心价值理念的现代化事业却在当前遇到了前所未有之困局和挑战。也正是因为现代性的当代困境使得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传统和价值观念传统，比如：儒家、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传统有必要面对现代性的困境，从自身的价值资源中开出富有意义的资源来。下面先对现代性的困境做一交代，以便导出多元现代性所以成立的理由；然后从当代中国佛教的立场以对“多元现代性”做出可能之回应。

一、现代性困境——多元现代性发生的缘由

多元现代性的发生显然乃是基于对近现代人类在宏大之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和问题而做出的一种具有多元多样之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回应策略。那么，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简要说来，表现在：

首先，现代性无法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生存性困境，如生态、环保、暴力以及核战等问题。现代性发生的一大背景就是启蒙思潮，其核心理念就是突出人，突出人的理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由于这一思潮具有极为突出的人类中心主义。“后来的困境是对人的突出无限化了，成了无条件的人类中心主义，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对超越世界的关系。”[1]显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理解是没法处理好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呈现出来的不是一种平等的而是垂直式的人对自然环境的主宰地位。因此说，“这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没有办法处理生态环保的问题。”[2]

其次，现代性乃是对传统的反对和批判，传统在极端之现代性面前是没有合法性之地位的。因为“现代化模式的一个不易为人所知的属性就是和传统的彻底决裂。”[3]可以这样说，现代性乃是从批判传统的社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且它根本就是对传统的一种彻底解构。“传统社会的某种统一性和现代社会所显示的分裂性形成强烈的对比。”[4]在传统社会里，一个人其所生长的世界与其信仰、以及他的价值取向常常是一致的。然而，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信仰和价值取向的湮灭和缺失以及多元和解构的因素明显，现代人面对可选择的每一样价值都极不相同，各种价值之间的碰撞和冲突极为激烈，从而使得现代人的价值和精神世界中面临一种无所适从的危机感。

第三，全球化潮流下本土化以及多元文化的兴起瓦解着现代性必然会导致同质化的美妙预言。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念比如科学、民主、自由、理性等似乎是一成不变的、绝对可以普世化的东西，其他文明传统和价值传统所能做的只能向西方之现代性趋同，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将这些价值在本文明的土壤中播种、开花、结果。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现代化足以导致同质化的论说在全球化以及多样性极盛的今天已经遇到强烈的质疑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西方文明的发展看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质的变化，即西方以理性主义、特别是韦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的主导原则的说服力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现代化的多元倾向出现了。”[5]

以上这些只是大致地对现代性的困境做了某种意义上乃是极为肤浅的分析。然而这些问题足以提示我们，面对现代性的当代困境，从一种比较文化学的角度对此加以详尽的分析和回应是极为必要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更是各文明和价值传统创造性转化和发展自身的有利契机。“所有文明都要对启蒙所发展起来的强势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其他的资源、价值也应当得到重视和发挥作用。”[6]作为在世界诸宗教传统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佛教，面对如此情况理当承担作为一个伟大的宗教传统所应当负起的责任和义务，而多元现代性的提出实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很好的外部助缘。

二、多元现代性的可能性及其对当代中国佛教的启示

实际上，对于多元现代性问题的探析才刚刚开始，对于这一概念的精确定义学界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因此，关于多元现代性观念是否成立的问题，我们再次在此借助于第三代新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多元现代性极重要的倡导者杜维明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说。他认为：实际上，关于多元现代性是否成立的问题，“这里牵涉两个预设：一个是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另一个是现代化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关于前者，传统与现代之关系问题在现代化之语境下常常是一极为棘手的问题。但是，问题的解决绝非仅仅是通过将传统消解于现代性之中就能完事的——实际上很多人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因为，“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非西方世界，计划中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从来没有实现。传统在现代性中继续存在，这成了一个规范。其实，现代化进程本身是由扎根在各种特殊传统中的多类文化形式来定形的。”[7]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应是如何更好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安顿好传统。这实际上便使得第二个预设迎刃而解——只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安顿好传统，实际上现代性也就在无形之中由各种文明传统自己来定义自己的现代性的形式，而多元现代性也唯有如此，其所以成立的可能性也就因此而得到了解决。

那么，在多元现代性的开展过程中，当代中国佛教又当如何在这样一个“多元”环境中定位自身呢？其价值资源有无可能对多元现代性的开展以积极的创见和贡献呢？实际上，近现代以来，受西学思潮之冲击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国力衰微所带来的影响，近代佛教出现了与现实思潮相隔日远的趋向。“其时之佛教徒，或隐遁静修，或赖佛求活，佛教非但不关心人生，介入社会，而且与世日隔，佛教自佛教，社会自社会。”[8]另一方面，也由于失却了超越与凡俗之间的紧张，在民间，佛教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超亡送死”之教。[9]这种“超亡送死”之教的发展，至清末民初之际，情况更为严重。人们对待佛教的看法也往往只是将佛教视为一种“重死而不重生”、“重鬼而不重人”的“死”、“鬼”宗教。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和高僧大德如太虚者，深感今日之佛教若再不做一改革与自身的调整，必不利于处于衰落中的佛教的自救与重生。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如太虚者其佛教革新思想有自佛教自身内部之考虑，但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现代化思潮所带来的外在压力也是促发近代佛教调适转化和走上“革新”道路的重要外部原因。面对现代化之滚滚潮流，我们很难说传统化的佛教思想竟然能够置身于这一潮流之外，而作壁上观。因为现代化所导致的世俗化、伦理化、生活化的趋势迫使“任何一种宗教，都在不断地调整、革新自身以适应社会的变化。”[10]而且“现代化所带来的世俗化的‘去魅’倾向几乎不可避免地给宗教产生许多挑战”[11]，必然会给传统的“出世”宗教带来世俗化、现实化的压力。那么，传统的宗教唯有通过现实化、世俗化的手段以因应现代化思潮提出的问题，方可以化解来自外部的压力。更何况，“时代变了，佛教原来所关心的问题或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今天可能已经变得并非那么重要。多元文化冲击、摩荡的结果，人的视野扩大，价值观念也复杂起来。那么，原来较单纯的向往今天是否仍有完全的吸引力？大有疑问。”[12]因此，可以说，现代性潮流一方面给近代佛教带来了现实而深刻之挑战；另一方面也给佛教自身的转变与革新带来了外在促发的动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积极有利的事情。正因如此，当代中国佛教唯有面对诸如以上所提之问题，站在自身文化和价值立场积极予以回应，才有进一步开展之可能。